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來報道法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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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金誌
2014年12月1日，上海“複旦投毒案”二審開庭前夕，上海一家新聞網站刊發了一則報道《林森浩手寫道歉信跪求黃洋父母原諒》，文中摘錄了“道歉信”的部分內容，並稱：“由於無法向黃洋的父母當麵道歉，林森浩便書寫了一封道歉信，希望通過代理律師轉交給黃洋的父母，但也遭到了拒收。”
這已經不是媒體第一次不恰當地、過分地介入“複旦投毒案”的審理。雖然報道本身沒有對案件審判提出明確“審理意見”，但是單方麵傳遞涉案一方的態度、意見，所傳遞的內容並不在嚴格的法律程序之內，並且帶有較為濃厚的情感訴求。這裏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林森浩一方的辯護代理人主動提供了相關材料。從某種程度上看，具有“媒體審判”之嫌。
事實上，近年來的一些熱點法治案件報道中，類似情況並不少見。由此可見，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媒體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來進行法治報道，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司法機關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規範媒體對案件的報道，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對於這一部分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體製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曾撰文闡釋：“人民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尊重新聞傳播規律，有條件的法庭可以設立專門的媒體記者席，為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傳播司法信息創造條件。媒體也要尊重司法規律，特別是對未決案件的報道一定要恪守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等原則，尊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共同維護司法權威，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複旦投毒案”之所以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主要在於：第一，案件的被告人、受害人相對特殊的身份——複旦大學醫學院研究生。這由此又引發了社會上關於大學生教育問題的討論。第二，我國高校曆史上發生過疑似室友投毒的“懸案”。
而在“複旦投毒案”中，媒體的不當報道誤導公眾，主要存在於三個節點：其一，2014年5月，一些媒體刊發題為《複旦177名學子為投毒凶手求情》等報道，稱“林森浩之前幫助過的學弟學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師谘詢，在律師的建議下，由學生執筆寫了這份求情信。隨後，學生們又找到了謝百三，希望由他倡導。在學生和老師的共同參與下，才有了‘177名學生聯名上書’事件”，學生們的聯名信被寄往上海市高院。
其二，2014年7月，上海一媒體刊發題為《貴州教師為複旦投毒凶手求情》的大篇幅報道。報道稱：貴州省貴陽市退休教師劉鳳芸（化名）隻身前往四川自貢，懇求黃洋父母對林森浩網開一麵，被拒之門外。隨後，她又隻身飛赴上海，希望當麵和上海高院院長溝通，以期免林森浩一死，又未能如願。
其三，即文首提及的上海一家新聞網站於2014年12月1日刊登的《林森浩手寫道歉信跪求黃洋父母原諒》一文。
對於這些報道中涉及的“求情”，我們應該怎麼看？對於一起公開審理的案件，任何公民都有權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發表看法。
但是，媒體是否報道、如何報道，卻需要斟酌。否則，就是放棄了大眾傳播“把關人”的角色，是對法治精神的無視。上述報道存在的明顯瑕疵在於：第一，報道不平衡。在大篇幅報道求情者觀點、訴求的同時，基本沒有受害人家屬的表態。事實上，在此類事件中，媒體即使去征求受害人家屬意見，要求其表態，本身也不符合新聞倫理。其次，對求情信的出籠，沒有進行審慎、深入的探究。從一些報道中的蛛絲馬跡看，這些求情信、道歉信可能並非來自求情者的自覺，而是來自一方代理人的“策劃”。第三，本案正處於一審、二審的法律程序之中，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媒體對涉案任何一方有傾向性的報道，應當審慎，原則上不應成為任何一方的“傳聲筒”；不能以“客觀記錄”為由進行“有聞必錄”。
類似“複旦投毒案”中出現的“不專業新聞”，在李某某強奸案、上訪人唐慧女兒被強奸案等法治案件報道中，同樣存在。麵對進入法律程序的法治事件，新聞媒體首先需要的不是悲情、煽情，而是看似冷漠、消極、被動的冷靜，是對法治精神的堅守，是對依法裁判的尊重。
（上海法治聲音）
編輯：薛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