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背景
自漢朝建立之後，它的政治經濟在漢武帝時期達到鼎盛。自從宣帝後，由於政治腐敗，逐漸走向衰落。王莽懷著美好的願景對政治經濟進行了改革，最後卻以失敗而告終。從此以後，漢朝徹底走向敗落。至漢末桓、靈帝的時候，朝政腐敗，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各種矛盾逐漸產生，思想複雜，在瘡痍中萌生著新的生命。在學術文化上，劉歆以《易》為群經之首，倡今文經學，表現出信古而求真的思想，繼之王充提出“疾虛妄”4的唯物主義觀點，反對“天人感應”的迷信思想，從理論上進一步粉碎了董仲舒那套“三綱五常”，“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基礎。隨著玄談的興起，道、名、法、縱橫各家思想有所抬頭。文人的自覺意識在這種變化之中不斷增強，文學創作觀念以及文學創作目的均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具體來說，文學創作思想從言誌向緣情轉變，創作目的從功利走向非功利。正是由於文學內外部因素的多方作用，各種思想火花的碰撞，漢末文人創作舞台上五音繁會，色彩斑斕，流溢在詩歌中的詩思詩情，帶有濃厚的人文意識，表現了與前代不同的思想風貌。
二、生命意識
（一）生命意識的覺醒
東漢初期，當權者采用的選官製度為寒門士子帶來了入仕的希望。但隨著政治的腐敗，宦官與外戚控製了政權。在東漢後期，權貴掌握了政府官員的任用，在這種黑暗的政治環境下，用以選拔人才的察舉、征辟製成為了一種形式。此時，王室貴族把持著權力，知識階層被“邊緣化”，並不擁有思想與學術的人掌握者國家的命運，而擁有自己思想的知識分子無法為國家的建設出謀劃策。一向清高的知識階層在這種形勢下，他們仍以崇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同時也以此道德要求來看待他人，因而社會上便有了這樣的一個群體，他們有相同的人生觀、道德觀，卻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正如餘英時所說“士之群體自覺”5。這樣的群體不斷發展，形成一定規模，他們用自己的標準來評論朝政，指責當權者的不足。一時間，對當朝政治的“清議”6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清議”本來是在察舉、征辟製度中提出的，用來評判文士的能力的，而現在卻被處於失意中的文人用在了評判朝政上，而且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清議”的盛行使得文人處於“黨錮之禍”的沉重災難中。
在“黨錮之禍”7的打擊下，擁有思想與學術的知識階層被權力中心徹底邊緣化了。士人們為國效力的道路徹底被堵死，他們也由開始時的兼濟天下轉為獨善其身。在這種思想的轉變之下，便產生了一種生命易逝的感歎。死亡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現實，是生命的終點，而對死亡的態度則是生命過程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它體現了對生命的易逝，人生無常的一種觀點。
（二）對死亡的態度
《古詩十九首》在我國文學史上首次將生與死以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感情，生與死也是古代文人比較關注的話題之一
《古詩十九首》中處處都可以體會到死亡的氣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疏》）。作者借身邊的景來抒寫心中的情，來表達對死亡的一種態度，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自然是永恒的，這種思想在《驅車上東門》中尤為明顯，詩中描寫了這樣的場景，在秋風中詩人走在種有白楊林的墓地裏，內心油然而生了一種悲傷的情緒：已經死了的人在地下不會再醒來，活著的人在現今的社會中也過著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詩人在對死亡的態度上有著深刻的認識，感受到了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在死亡麵前也不必卑躬屈膝的乞求，毅然地說出了“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