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中，譚拾子問孟嚐君，齊國的士大夫中有沒有他怨恨的人，說的是“齊士大夫”，而《史記》所記，則為“自齊王毀廢孟嚐君，諸客皆去”。士大夫與客，其涵義範疇不同，在戰國是不可能混淆的。
士大夫所涵蓋的群體，遠遠大於客。由於春秋戰國特殊的社會狀況，出現許多因亡國而落魄的貴族，他們由公卿、大夫下降為士，有些甚至淪於庶人之列。士庶之間的流動加強，是戰國社會階層的顯著特點，同時也使士與大夫的區別更加突出4，是以《戰國策》所記“士大夫”，必然包括比士高一階層的大夫群體5。客又稱門客、養士，則指的是各國掌權之人給予食宿禮遇、為主君出謀劃策或充當保鏢的文士與武士，他們有些身負官職，但大部分人仍屬於貴族與平民的中間群體。再看譚拾子，他是當時齊國的經濟學家，而且是齊大夫，觀之此章中以市作諭的說辭，則此人是後人附會人物的可能性極大，但沒有確鑿的證據。而馮諼所佩那把著名的無鞘之劍，顯示他祖先曾為佩劍的貴族，至馮諼一代已下降為貧士。他們二人中無論是誰，都絕不會將“士大夫”與“客”混淆。至於“諸客皆去”的記載，隻見於太史公之筆，《戰國策》中並無所述。另外還有一些證據，可作為孟嚐君怨恨齊士大夫的佐證，但涉及曆史考辨之學，未有定論，在此不作論述6。
由此可見，這兩處記載當為兩件不同的事，可能是譚拾子說了相關聯的話，但已脫佚，後人訛用了馮諼的說辭。
關於本章所記孟嚐君欲殺齊士大夫而後快，《史記》對應語句為“必唾其麵而大辱之”，繆文遠先生在注中以之較為溫和，故更足取信。這也是缺乏足夠根據的。《史記》作為一部兼有文學價值的史書，其記載含有一定的文學筆法，在細節上或多或少影響了真實性；另外，《史記》有載孟嚐君過趙，為趙人所辱，遂與門客當場擊殺數百人之事，其性情殘暴、愛憎強烈的一麵展露無遺，且《戰國策》中的“滿意殺之”也可能是逞一時口快之語。說《史》較《策》更為近情，亦是值得商榷的。
三、孟嚐君的現實精神
孟嚐君以現實精神對待門客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
《孟嚐君?坐章》記錄孟嚐君與門客的一次言談，其中有兩處細節：孟嚐君請三人提意見，開口隻一句，說得單刀直入，“有以補文之闕者”，目的性十分強烈；門客中有兩人是辯士，尤以田瞀的回答動人耳目，“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田瞀此人生平已無考，可能是齊國宗室遠支。他直接切中“掩短誦長”這一要旨，目的是樹立孟嚐君的聲名，而考慮到孟嚐君最重視也最為倚仗的就是聲名，田瞀此說，不可謂不熨帖，也比另兩人直白、現實多了。《孟嚐君出行國章》也是一例7。說客在外受賄而向主君進言，事關忠信，性質是比較惡劣的，《魏策三》記載淳於髡接受魏國賄賂出使齊國，齊王知道後很不高興，可以為證。不過孟嚐君處理此事的辦法不同尋常：他不但讓公孫戍趕快接受寶劍，還立即在門上掛一塊木板，鼓勵門客快快入諫，隻要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即使在外私受寶物也沒關係。對名聲的這種渴求，是現實需要，與之相比，私受寶物在他看來隻是末節。再從公孫戍的角度看，他進言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被孟嚐君召回追問，不知流了多少冷汗，但還是痛快地說出了私受寶劍一事，可見也是抓住了孟嚐君注重實際這一心理。
由此觀之，現實精神存在於孟嚐君與其門客的日常交往中，為雙方所接受，甚至成為一種相處方式。古今之學者多評價孟嚐君為“好客自喜”、“好客營私”之輩，這的確是孟嚐君性格中的大體。然而《魏策二》中也記有一事。蘇代問魏襄王：孟嚐君曆相魏、齊二國，兩國之間，他對哪一國更盡力？魏襄王的回答是齊國。這段蛛絲馬跡，於孟嚐君對齊國的情感問題上，似也提醒了他為人所忽視的一麵。
掌權之人養士，厚遇而禮待，是本著“施恩圖報”的心情；門客也十分清楚主君這一目的，所以食人之用而忠人之事。門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下屬，他們可以在各國自由流動，與主君的關係用雇傭合作來形容較為貼切，因此“富貴而就之，貧賤則去之”，一旦主君失勢，不再有提供食宿和前途的能力，門客哄然四散是自然的。《戰國策》和《史記》均載齊人以“趣市”之諭說孟嚐君，是時孟嚐君見逐於齊，而又被召返，三千門客盡去。不論此人是經濟學家兼齊大夫譚拾子還是孟嚐君門客馮諼，孟嚐君的說法是“滿意殺之”還是“大唾其麵”，其本質並無不同，所能知道的是孟嚐君在經曆一段波折後怨憤填膺，而有人用這番言論規勸他。值得深思的是，重於實際、深諳利益之道的孟嚐君，為什麼會對門客盡去、士大夫見背懷有這樣深重的芥蒂？這裏麵固然有痛恨背叛的人之常情，然而其人性中幽微的成分，也不能不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