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到共產黨，有的人有些怕，有的人想說不敢說……從半路上將題目引到另一方麵去了”。
這句話反映出了大革命失敗之後，國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真正了解狀態，談虎色變。鵬飛先生被傳去警察局，他們醜態百出，都想要擺脫與鵬飛先生的關係，燒毀信件、轉移住處，明哲保身。為革命獻身的女革命者與他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才是真正的“偽君子”。
魏金枝筆下的這位“奶媽”和丁玲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的貞貞一樣，一開始都是被別人飽受爭議的，但是隨著故事的展開，她們的身份最終“撥的雲開見日出”。開始之時，我們以為“奶媽”如鵬飛先生所說是一個無情無義、不守婦道的浪蕩女人。但是最後才揭開她的真實身份：共產黨員。這樣的敘事方式可以使我們感受到當時許多革命者的工作有可能是不被人所理解的，但是同樣，通過這樣前後鮮明的對比，也可以凸顯出女黨員為革命而獻身的偉大。
小說通過鵬飛先生的敘述，從側麵塑造了女革命者的形象。這位女革命者具有多重身份，是妻子、母親、奶媽，同時還是身份多變的女革命者，通過這多重身份體現出人性的複雜。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和革命事業的成功，奶媽犧牲了自己本應美滿幸福的家庭，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也隻能親吻自己曾經喂養過的別人的孩子來安慰自己。她不僅是在用自己的乳汁喂養這個孩子，更希望可以將自己的信念、信仰傳播給他，讓他繼承自己沒有完成的革命任務。
文章雖然是左翼前期的作品，但是卻和同時期別的作家所寫的小說有很大的不同。他的作品中沒有早期左翼作品中隻有單純的革命、罷工，隻有紅色和黑色涇渭分明的對立，他是通過窺視平凡人生當中的一些事情，來展現現實生活中的革命。在魏金枝的筆下沒有類型化的人物，“奶媽”是融人性、母愛、人情和革命理想於一身的。他沒有像別的作家那樣寫“高大全”的類型化革命者，而是寫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依舊戰鬥的女性，也沒有沿用當時文壇上普遍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不僅寫出了革命者的獻身精神，而且通過最後奶媽親吻孩子這一片段彰顯出革命者濃鬱的人情味，用女革命者的話說：“雖然我是個共產黨，難道共產黨員就沒有親戚，朋友，以及一切人情的事麼？”拉近了革命和群眾之間的關係。
同時小說也反映出當時仍舊有許多國民處於蒙昧的狀態，啟發民眾的覺醒仍舊任重而道遠。小說最後寫道無聊的看客們“從悲苦中來凝視鵬飛先生所抱著的孩子，想在他身上看出一些奇異的東西來”，說明他們顯然還是沒能理解女革命者所說的話以及她的信仰。民眾的不解使革命者的犧牲顯得一絲悲涼。這也讓讀者們感覺到了隱含的作者的存在，“看客們”無聊的打發生活、看女革命者的故事，而“我”卻將他們的所作所為一一記下，去嘲諷看客們的麻木和愚昧。
結語
魏金枝是20年代以鄉土小說創作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30年代在革命浪潮的指引下加入左聯，成為左翼新人。他的創作多以短篇小說為主，內容大多反映自己熟悉的浙東農村，小說中包含著濃鬱的生活氣息。他的前期創作濃鬱、沉滯，大都表現國民愚昧、麻木的劣根性；30年代的創作與當時風行的“革命加戀愛”模式迥然不同，他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問題的切入角度，作品反映浙東地區農村革命的實際情況或者是啟發農民的覺醒，引導他們走向革命。他的創作始終都緊緊跟隨著社會的變化、政治的變化，與時俱進。在40年代從他的雖然不多但卻精良的作品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窺見五四鄉土文學走向左翼時期的一些特點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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