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鋒主戰將，在五四時期發表的《人的文學》和《平民的文學》中所蘊含的文學觀念正是對五四各種文學觀念的全麵整理，推進並深化了文學革命的發展。周作人對“傳統”進行了全方位的“破”，其直接受日本文壇上興起的“白樺派”人道主義文學理論影響，以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關注下者、弱者。他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新文學，即反對“非人的文學”，“立”“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提倡關注婦女、兒童、發動新村運動，這些構成了經典文學史敘事中周氏風格上的“浮躁淩厲”一麵。1922年，《晨報副刊》上開辟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專欄，開始強化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與文學的藝術美和無功利性特征，將個性與社會、國家截然對立起來，高舉個性解放的大旗。在《苦雨》、《烏篷船》、《故鄉的野菜》等散文中將中國的性靈文學進行現代化改造，積極地從中國古典性靈文學中汲取營養精華，將自己的日常情誌消磨在點滴小事、野趣雜談、文人生活、陰沉閑適中，這就是後來文學史記述總結周氏的“衝淡平和”一麵。
“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們在新舊文化、中西文學觀念的猛烈交鋒背景下，對傳統的一切重新估定價值，進而掀起了一場“反傳統”的五四文學革命。但是，就“傳統而論”，分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傳統文化’，這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人類精神的瑰寶；另一種是‘文化傳統’是由文化的流變所形成的精神的‘結石’”⑥，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為代表的五四先驅們反的就是為維護封建專製統治存在的意識形態。他們在徹底“破”掉不合理的舊傳統前提下，對傳統中的精華整理吸收並借鑒西方先進科學的方法理念“立”新的文化，科學主義、世界話語、個性主義、民主主義等世界性的話語對五四及之後的中國形成“影響無焦慮”的事實存在。在“破”——對傳統進行解構、顛覆基礎上的“立”——對傳統的繼承並借鑒融合西方觀念，從而促成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轉型。
當下諸多言論對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及其成果自有不公之處，然而，這次反傳統革命實則是“吐故”與“納新”的自我批評與積極融合的行為，應得到肯定與理性的反思。
參考文獻：
[1]田剛：《“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現代中國的命運——從“五四”的“反傳統”說起》。
[2]王瑤：《“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
[3]顧慶：《在衝突中演變 在融合中超越——論“五四”文學觀念的整合》。
[4]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5]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書店影印出版1988年版，第109頁。
[6]田剛：《“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現代中國的命運——從“五四”的“反傳統”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