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以前也曾有過類似現象，但隻是通過這一手段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錢，偶爾為之，而且所得錢款一般都是“佐國之急用”。而到靈帝之時，賣官鬻爵卻呈現出擴大化、持續化和製度化的特點。公開賣官從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持續到中平六年（公元184年），賣官所得錢款都流入了劉宏自己的腰包。賣官的規定是：地方官比朝官價格高一倍，縣官則價格不一；官吏的升遷也必須按價納錢。求官的人可以估價投標，出價最高的人就可中標上任。除固定的價格外，還根據求官人的身價和擁有的財產隨時增減。一般來說，官位的標價是以官吏的年俸計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標價是二千萬錢，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標價是四百萬錢，也就是說官位的價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萬倍。段熲、張溫等人雖然功勞很大，聲望也很高，卻也都是先交足了錢，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後來更變本加厲，以後官吏的調遷、晉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須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標價，也就是說，官員上任要先支付相當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許多官吏都因無法交納如此高額的“做官費”而嚇得棄官而走。
崔烈買官的例子更能發人深省。崔烈出身於北方的名門望族，曆任郡守及朝廷卿職。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三月，崔烈想當司徒，便通過關係，花了五百萬錢買了個司徒。到冊拜之日，宮廷舉行隆重的封拜儀式，靈帝親臨殿前，百官肅立階下。望著崔烈春風得意的樣子，靈帝突然覺得崔烈的司徒一職來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滿懷惋惜地對隨從親信說：“悔不少靳，可至千萬！”旁邊的中常侍插嘴說：“他能出五百萬，已經很不錯了。像崔公這樣的冀州名士，豈肯輕易買官？陛下您不知道我從中做了多少工作！”事後，崔烈的兒子對崔烈說：“大人實在不該當這個三公了。外麵議論紛紛，都嫌這個官有銅臭味。”“銅臭”這個典故就是從這兒產生的。賣官已賣到朝廷的最高官職——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貪婪地像買賣貨物那樣討論著三公的價格，讓人一方麵感受到靈帝的貪婪，另一方麵也看出當時政治的黑暗。
皇帝都是如此，那些貪官酷吏更是變本加厲地搜刮、盤剝百姓，榨取更多的“禮金”來給劉宏送禮，博取更大的官職然後利用手中更大的權力來撈取更多的財富。靈帝曾在西園遊樂場與一班無賴子弟玩狗，並給狗帶上了進賢冠和綬帶。東漢的進賢冠為文官所用，前高7寸，後高8寸，長8寸。給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實際上是對官吏的一種侮辱，而當時有些官吏欺壓百姓，無惡不作，簡直像惡狗一樣凶殘。劉宏的賣官鬻爵無疑是飲鴆止渴，將東漢王朝推向死亡的深淵。
劉宏荒*無道，宦官弄權朝廷，文武大臣也多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國一片奢華浮糜之風。就這樣，劉宏在聲色犬馬中，享受這短暫的人生和末世大廈將傾的悲涼，流連於聚斂財富的快樂和香豔女色的誘惑中，忘卻了身為帝王的職責和尊嚴，在身邊權宦的慫恿和引領下，在玩樂和貪婪的享受中，把東漢兩百年的宏偉基業置之腦後了。
劉宏死後諡號雖為孝靈，但靈明顯有偏中等的意思（亂而不損曰靈），按我說應該給他個荒（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昏亂紀度曰荒；），至於孝桓皇帝劉誌那就更離譜了，桓在諡法中是辟土服遠、克敬勤民、辟土兼國、武定四方等的意思，劉誌他當得起嘛！不過，他比劉宏好多了，他用靈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