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餘堂散記
書屋
作者：商震
９６
我常說：詩歌的本質是真誠與善良。那麼就要求寫詩的人本身也一定要真誠與善良。但是，詩人僅有真誠與善良是遠遠不夠的。好的本質僅是成為好詩的基礎，距離悠遊不迫、沉著痛快還有一段路。欲傳神需先入神。於是，詩人除善良真誠外，最重要的是保持精神上的高潔。精神上的高潔不等同於善良。精神高潔比善良更難做到，因為它已接近於神聖。
用高潔的心境去觀察事物、判斷事物，會獲得開闊的、遼遠的境界，會獲得深邃的、彩虹一樣的詩意。比如李白。李白很善於從微小的事件裏打開闊大的意境，其原因就是精神高潔。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純粹是吃飽了喝足了的酬謝之作，卻表現得曠達飄逸，千古流傳。
詩是人寫的，什麼境界的人寫什麼境界的詩，這是常識。問題是境界怎樣產生和界定？境界能培養嗎？界定有標準嗎？這個問題還真不好一口咬定地回答。
嚴滄浪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不知別人怎樣解讀，我認為：有天賦的人才可為詩，天賦不是學來的。（嚴滄浪的“書”通“學”。）人可學的是知識和技能，天賦如何能學？歪借一句戲文，有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至於界定，有一句俗話說：庸人眼裏無英雄。這是說：看是誰來判斷一個人的境界。還用一句俗話來做例，那就是要：棋逢對手，將遇良才。英雄一定出自英雄的眼裏。井裏的蛤蟆隻能看到井口大的天，它無論如何也不知道宇宙之浩淼，星河之浩瀚的。
所以，善是顯而易見的，是常人可具備的。高潔是形而上的，是精神世界的。自身高潔才能看到他人的高潔。
這樣一說，就請有動輒評判其他詩人及詩作愛好的朋友，評判之前，先看看自己是坐在井裏還是站在山巔。其實，我這話一出口就等於白說，因為坐在井裏的人，不會承認自己是坐在井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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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這是我在書籍中看到的最早的“文以載道”的提法。其實，“文以載道”的理念應該是唐宋古文八大家等人在“古文運動”中提出的。唐宋八大家們說的“道”，是指宣揚道德、義理等有正能量、益於人格修養及配合朝廷的大政方針類的文字。“古文運動”提倡“文”要言之有物、不具陳腐、不表閑情，要追求兩漢時期“文能安邦”的風骨，要以文濟世，歌頌有道者，抨擊不仁之人之事，表現社會光輝實貌，我想：這是唐宋八大家“文以載道”的核心。唐宋以後，“文以載道”這四個字，一直飽受質疑。最簡單的質疑就是：文章是抒發情感和思想的，為什麼一定要“載道”？載誰的“道”？無病呻吟、發些牢騷的文字就不是情感與思想？就無“道”？盡管“文以載道”最初是針對那些輕浮濫情的詩賦而提出的，但是，一提出便被政府及廣大文人墨客所認同、接受、追捧，直至誇大了“文”的社會功能，甚至賦予“文以載道”的社會職能。這就壞了！給文章賦予社會職能，必然使“文”變味。就像好事情被誇大過度，一定會帶來負麵效應。這也是常識。最重要的是：文章，要對文負責，而不是為“道”服務。
那麼，今天還要不要“文以載道”？當然要！所有文章中表現的政治環境、人文環境、自然環境都是“道”。花前月下是“道”。罵人也是“道”。“文以載道”不是要求整齊劃一地表現一個規定的“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當是為文之根本“道”。
很多詩人不喜歡“文以載道”這四個字，好像一提“載道”，就離詩遠了，離歌頌政治近了。真是偏狹得很！
愚以為，詩歌的首要作用就是“載道”。這個“道”，是審美之“道”。是理性高度忠誠於感性、本能、血氣之“道”。詩歌的“道”，不是消遣，不是娛樂，不是說教。說得直接一點兒，就是用你的身心感受修正你的書本理論之“道”。
唐宋八大家及周敦頤對“文以載道”的要求與今天我們對“文以載道”的要求基本相同，隻是有些人，對“道”過於敏感、偏激了。甚至，有人是因需要而恐懼而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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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詩人都有一種感受，那就是：好詩產生於瞬間的頓悟。而這個瞬間，對於詩人來說就是所有時間的根。這個瞬間，是一個無解的謎。這個瞬間像幻象的彩虹，一閃即逝。有時又是毫無防備的一陣痙攣。有準備、保持敏感的詩人就抓住了，繼而成詩；反之就消散了。
無論寫過去的記憶還是寫對未來的暢想，沒有當下的瞬間頓悟，也不可能完成終極的詩性目的，或者很難實現詩歌的目標之美。
這個瞬間可遇不可求，像完美的愛情，隻能常常飄忽在意念裏；或者，這個瞬間是一團無法靠近的大火。
與其說詩人活在時間裏，莫如說詩人是為這個瞬間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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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自稱皈依佛門的人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些詩給我看，並莊重地提醒我，說：這是禪詩。（他的神情略有蔑視，似乎在告訴我：你看不懂的。）我一聽就愣在那兒了。心說：禪詩是什麼詩？講禪論教還是詩嗎？大家都知道，哲學不是詩，禪不是哲學嗎？禪與哲學都具有詩性，但不是創作。是經過對前人生活經驗、思想經驗的總結與歸納，是生存與思維的提醒。當然，那些遞到我手上的所謂禪詩我還是看了，無詩也無禪，就是把佛經的理念用白話複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