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熊元義之所以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理論上有所進步，不僅是因為他追求真理，也是因為他深諳唯物辯證法。從對“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文藝創作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社會生活的局部與整體的關係的辯證把握上，就可以看出他在貫徹唯物辯證法時的理論穿透力，不但有力地批判了各種“舊”的和“新”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而且在理論探索中處處堅持唯物辯證法。
20世紀80年代後期，熊元義便提出並深刻批判了“亦此亦彼”這種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認為這種“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隻講矛盾的雙方共存和互補，否認矛盾的雙方相互過渡和轉化；隻見森林，不見樹木，仍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雖然猛烈地批判過“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但現今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出現了用“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代替“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這不是唯物辯證法。有些人將唯物辯證法和“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混同，認為唯物辯證法就是“亦此亦彼”的思維方式，絕對排斥“非此即彼”，這是對唯物辯證法的糊塗認識。熊元義提出，我們既要從“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中掙脫出來，也要擺脫“亦此亦彼”思維方式的束縛，真正堅持唯物辯證法。他還深入地挖掘了一些文藝批評家出現各種“舊”的“新”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根源，認為這是中國當代一撥喪失曆史感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寄生在曆史的碎片中的產物。因此，堅決反對曆史的碎片化，強調從理論上把握整個曆史運動。這就從方法論上杜絕了滑向錯誤深淵的可能。
在文藝創作數量與質量的關係上，熊元義反對簡單地把握這二者的抽象關係，從不同層麵探討了二者的辯證關係。他認為，文藝創作數量與質量的關係是一對相當複雜的範疇，既不能從單一層麵上認識文藝創作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也不能混淆不同層麵文藝創作的數量和質量的關係，應從多個層麵上把握它。就個人來說，有的作家、藝術家多產且質高；有的作家、藝術家少產而質精；有的作家、藝術家量多，既有力作，也有庸作；有的作家、藝術家雖勤奮，量多但質不高。因此，就一個具體作家、藝術家而言，我們很難要求他以數量取勝或者以質量取勝。就一個時代的文藝創作而言，文藝的繁榮既要求有數量，更要求有質量。所以判斷一個時代的文藝是否繁榮，要數量與質量兼顧。隻有正確把握文藝創作的數量與質量的辯證關係，才能處理好個體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的關係，才能在肯定廣大作家、藝術家的勤奮努力的同時，敦促他們力爭創作出精品力作，這比泛泛討論文藝創作數量與質量的關係要更加符合文藝創作實際。
在把握人類社會生活的局部與整體的辯證關係上，當代文藝批評界一直存在兩種偏向：一是沒有正確處理好人類社會生活局部與整體的關係，缺乏在曆史運動中把握局部。二是混淆人類社會生活不同局部在整個曆史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整個曆史運動中，局部的作用有主有次，正如有些生活現象能夠反映本質，而有些不能。前者或許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正能量，後者或許會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負因子，雖然光明終將戰勝黑暗，真善美終將取代假惡醜，但是，特定曆史時期也可能出現相反的現象。熊元義在把握人類社會生活的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上既看到了它們的聯係，也看到了它們的矛盾。強調作家、藝術家要透過局部和表象，揭示曆史發展的整體情況和內在本質。換而言之，作家、藝術家應該識別真相與假相，區分有生命力的現象與無生命力的現象，努力挖掘和弘揚有生命力的現象而批判和摒棄那些無生命力的現象。隻有如此，文藝批評才不會走向歧途，才不會迎合甚至諂媚那些貌似強大，實則虛弱的無生命力的文藝現象，利於廣大作家、藝術家在把握複雜紛繁的現實生活時不迷失方向。
當一個民族在實現現代化時，這個民族崇拜和向往那些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是其發展和騰飛的必要的精神準備。熊元義敏銳地提出：“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正從以模仿挪移為主的趕超階段逐漸轉向以創新和創造為主的創造階段，提出了重鑄開拓疆土的民族魂的價值取向。這是相當及時的。在中華民族曆史上，湧現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開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衛國的英雄。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中，中華民族不僅需要嶽飛、文天祥這樣保家衛國的英雄，更需要衛青、霍去病、薛仁貴這樣開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勵民族奮發圖強，開拓創新。”③中國當代文化的這種創新不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在世界當代文化發展的格局中，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化人曆史文藝使命和文藝責任。熊元義的這種民族文藝發展觀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的轉軌之際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有助於中國文藝批評界樹立科學的文化自覺觀。
注釋：
①[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0頁。
②李明軍、熊元義：《文學批評的尊嚴》，《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
③熊元義、卿建英：《勇立潮頭唱大風》，《文藝報》2013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