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在社會上的價值不是別人賦予的，而是由他在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發展上所取得的成果決定的。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不少人隻看重一個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名聲，而不重視他在文藝批評和文藝理論發展上的成就，造成了文藝批評界的虛浮習氣。不少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不是潛心鑽研文藝理論，而是傾力謀取社會地位和名聲，嚴重地扭曲了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的創造心理。熊元義堅決反對這種不良傾向，提出了文藝批評發展的評價原則。他認為文藝批評家在梳理和總結中國當代文藝批評史時就既要看到各種文藝批評觀的階段性成效，也要看到它們存在的不足。如將二者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有機結合起來，客觀公正地把握和評價以往的文學批評，這不僅有利於我們清理和反思這些文學批評，而且還可以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促進全社會形成追求真善美的健康風氣，極大地解放全社會尤其是文藝批評家的創造力。
當前有的美學家宣稱隻有排除“理性的主宰”張揚“個人的感性的本體”，才能實現對人性的回歸，進而實現生活的感性人生，“這也正是由理性、邏輯普遍性的現代走向感性、人生偶然性的後現代之路。”新曆史主義在反對曆史發展的宿命論時認為，曆史即使並非文本，但畢竟是由人創造，因此不可能存在所謂“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或必然，這無疑瓦解了文藝批評家和文藝理論家安身立命的根基。熊元義注重把握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發展的內在規律，反對曆史發展的隨機論，反對有些文藝批評家隻是認識虛浮的東西，而不認識真理。
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有次序的發展進程。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考察哲學史時曾指出的：“全部哲學史是一有次序的進程。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裏。但我們必須將這些哲學的特殊原則作為特殊原則，和這原則之通過整個世界觀的發揮區別開來。各派哲學的原則是被保持著的，那最新的哲學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則的結果，所以沒有任何哲學是完全被推翻了的。”①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也不例外。熊元義在著作中對中國當代三種文藝批評形態的總結，對文藝批評主體“說什麼”與“怎麼說”的關係以及對文藝的批判精神的深刻闡釋，都是對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規律的把握。
在對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的“捧殺”批評和“棒殺”批評、教條主義文藝批評和反教條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透視中，熊元義發現了這些文藝批評思維簡單和粗暴的地方，深入地解剖了它們所存在的荒謬之處，在對這兩種典型批評形態加以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存在觀的文藝批評。根據理想與現實的辯證關係和人的生存觀，熊元義概括了當代文藝批評的三大派別：一是徹底否定現實的虛無存在觀，二是完全認同現實的粗鄙存在觀，三是辯證地批判現實的科學存在觀。他認為有些“棒殺”批評（酷評）就是虛無存在觀的表現，這種虛無存在觀用一種“偉大文藝”的標準去衡量當代文藝創作實踐，割裂了理想和現實的聯係，沒有認識到從現實到理想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沒有認識到隻有通過現實的積累才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而那些“捧殺”批評則是粗鄙存在觀的表現，這種粗鄙存在觀奉行文藝批評多元化理論，認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認為每個文藝作品都是新鮮和獨創的，從而放棄了是非判斷和價值判斷。這類文藝批評家往往為了狹隘圈子利益，熱衷於營造一團和氣的文藝界人際關係，放棄批評的批判功能，等於取消了文藝批評存在的價值。針對前兩大派別，熊元義提出了辯證地批判現實的科學存在觀。這種科學存在觀既承認人的局限性，又承認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認同現實，也不是徹底否定現實，而是要求既看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又要看到現實正是理想實現的一個階段。
在倡導科學存在觀文藝批評的同時，熊元義努力從多方麵推進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理論的發展。在文藝批評主體“說什麼”與“怎麼說”的關係上，熊元義既唯物又辯證地解決了文藝批評主體“說什麼”與“怎麼說”的辯證關係，促進了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談到具體的文學批評時他認為離開具體文學批評實踐的文學批評是不可取的，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是”與“不”的價值判斷都值得商榷。文學批評既可以表現為“是”，也可以表現為“不”，這不取決於文學批評自身而取決於文學批評的對象。批評對象值得說“是”，批評主體就可以說“是”；反之，則是“不”，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文學批評。在文藝的批判精神上，熊元義沒有停留在文藝上，而是看到了文藝的批判力量和人民的批判力量的聯係，既唯物又辯證地把握了文藝的批判精神。通過研究他指出，有的文學批評家在高揚文學的批判精神時既脫離了現實生活，又脫離了批評對象，不滿現實，否定現實的價值和意義，不敢直視現實的醜惡，更不敢肯定現實的正義。“科學的文藝批評應該把文藝批判和現實批判結合起來，把審美超越和現實超越結合起來，強調真正的文藝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觀批判和人民的客觀批判的有機結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是揚棄，而不是徹底的否定。熊元義對文藝的批判精神的這種把握大大地推進了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對文藝批評的批判功能的認識。”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