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中國新聞周刊》總第339期題為《“禮儀之邦”的教養問題》
慈母與蕩婦：女性偶像的黃昏
人類母親偶像通常有三種使命：生命的賦予者、對生命的嗬護（母愛），以及對人間苦難的拯救。觀世音菩薩就是如此，她對華夏民族的意義已經超越了佛陀，如同聖母瑪利亞超越了耶穌。這位東亞母親是拯救苦難和鼓勵生殖的首席救星，她響應著男權社會發出的最熱烈古怪的呼聲。有許多證據表明，正是東傳的耶穌故事成為遠東地區觀音形象的母本。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個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後才逐漸變性，轉型為華夏社會的偉大母親。
與此相對的媽祖則是海洋社會的偶像，在她的命名裏，包含著“所有媽媽的祖先”或“第一個媽媽”的語義。她居住在自己的廟宇裏（有時也在佛寺和道觀中安身），並在華語地區受到廣泛祭祀。媽祖擁有色彩豔麗的偶像，卻拒絕提供獨立的僧侶、儀典、經文和教義。這完全符合民間母親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經驗的層麵，保持著單純天真的容貌，並且拒絕向過於思辨的神學升華。
對媽祖大規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監鄭和所點燃的，而其精神動力則來自他的孤苦童年。鄭和早年喪失雙親，為此，他畢生都在尋找母親的代碼，並執意要為其打造最富麗堂皇的神殿。據福建沿海的民間傳說稱，鄭和在建造媽祖廟時曾見到一位乞丐老嫗，容貌酷似他的母親。他為此收養了她，並專門建造了一幢雲南風格的木樓“母親樓”供其居住。該樓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轟然倒塌，被曆史的塵土所吞沒。這是媽祖的另一個人間影像，她佐證了母親偶像的非凡意義：隻有她才能慰藉受難者的孤寂靈魂。
觀音和媽祖就這樣平分了大陸和海洋的地理空間。她們是高貴的嗬護者，是所有中國男人的母親和民間關愛的最高代表。這是傳統社會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在那些苦難迭起的歲月裏，她們坐在香火繚繞的大殿，永恒守望著中國人的芸芸眾生。
但在她們身後，近現代中國並未產生新的母親偶像。觀音和媽祖閉合了新母親偶像的創造機製。中華民國製造過“總統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一度成為傳奇。此後，紅色意識形態係統又推出了“國母”和“大姐”等新階級貴婦群像，指望她們能夠成為道德楷模。與此同時，救火女英雄向秀麗、女英雄劉胡蘭以及勞動模範郝建秀等等，從更為平凡的角度，彙入了女性偶像的熾熱隊伍。“文革”之後，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記憶之後，新的知識偶像開始湧現，我們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謝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個知識救國的時代，這些“居裏夫人的中國姊妹”，為飽受驚嚇的民眾提供了走向現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傳譜係並不能把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為大眾母親偶像。她們的影像稍縱即逝，無法抗拒時間的瓦解力量。隻有那些以“祖國”“人民”“故鄉”和“黃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熱烈響應著中國人的戀母情結。但這同樣不是真正的母親偶像，它們隻是一些母親的概念代碼，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裝點著人們的幸福生活。
我無法在此詳盡地回顧中國社會偶像的演變曆史。我隻想扼要地指出，經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多次文化變異，它業已完成了母權偶像（如弄權的悍婦呂後、武則天和慈禧）→情yu偶像（西施、趙飛燕、王昭君、貂蟬、楊玉環、陳圓圓、祝英台、七仙女與白娘子等）→賤婦偶像的戰略轉型。這意味著端莊的母親偶像，已經退出中國文化的闊大舞台。
2006年**舉行的文化偶像評選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間，除了情yu型偶像，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母親偶像的蹤跡。但事實上，“母親”並未徹底蒸發，隻是它與人的相對位置發生了改變。人與偶像的垂直關係消失了，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水平關係：由於資本邏輯的作用，母親急速下降到了情fu的級位，她們從神位上走下來，悄然溜入了男人的臥室。這種劇烈的結構轉換引發了母親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黃昏，母親的愛意癱瘓在了情yu泛濫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