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代理偵訊官和本縣的醫師坐著雪橇到綏爾尼亞村去驗屍。在路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結果他們不是按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在中午，而是在黃昏，天色已經黑下來的時候才到達目的地。他們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裏停下來過夜。在這兒，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裏，湊巧擺著那具屍體，地方自治局的保險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屍體。這個人三天以前來到綏爾尼亞村，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裏住下，叫人送來茶炊，然後就十分出人意外地開槍自殺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邊放好各種涼菜以後才了結性命的，這種情況有點蹊蹺，使許多人有理由懷疑是凶殺案。這就需要驗屍了。那位醫師和偵訊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頓著腳，他們身旁站著鄉村警察伊裏亞·洛沙津，他是個老人，手裏拿著小小的鐵皮燈，給他們照亮。有一股濃重的煤油氣味。“你是什麼人？”醫師問。“巡警，……”鄉村警察回答說。他就是在郵政局裏也是這樣簽名：巡警。“證人們在哪兒？”“大概喝茶去了，老爺。”右邊是一個幹淨的房間，“客房”，或者老爺住的房間，左邊是一間雜屋，裏麵有一個大爐子和一張高板床。醫師和偵訊官以及跟在他們身後、把那盞小燈舉得高過頭頂的鄉村警察走進那個幹淨的房間。這兒的地板上，有一具長長的屍體，一動不動地躺在桌腿旁邊，身上蓋著白被單。在那盞小燈的微弱光線下，除了白色的蓋布以外還可以清楚地看見一雙新的膠皮套鞋。這兒的一切都陰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烏黑的牆壁、那寂靜、那套鞋、那紋絲不動的屍體。桌上放著早已涼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著一些紙包，大概包著涼菜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開槍自殺，這樣做多麼不通人情！”醫師說。“既然起意要往腦門子裏射進一顆子彈去，那就該在自己家裏，一個什麼堆房裏下手才是。”他依舊戴著帽子，穿著皮大衣和氈靴，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來，他的旅伴，偵訊官，在他對麵坐下。“這些歇斯底裏患者和神經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義者，”醫師苦惱地接著說。“要是一個神經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個房間裏，他就把報紙翻得沙沙響；要是他跟您一塊兒吃飯，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並不因為您在座而有所顧忌；要是他起意開槍自殺，他就在村子裏，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自殺，為的是給大家多惹些麻煩。這些老爺在各種生活環境中都隻顧自己。隻顧自己！就因為這個緣故，老人們才十分不喜歡我們這個‘神經的時代’。”“老人們不喜歡的事兒多著呢，”偵訊官打著嗬欠，說。“您該對老人們指出從前的自殺和現在的自殺有什麼樣的區別。從前的所謂上流人自殺，是因為盜用公款，現在呢，卻是因為厭倦生活，苦惱。……哪種好一點呢？”“厭倦生活啦，苦惱啦，不過您會同意，他本來可以不在這個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自殺的。”“真倒黴，”鄉村警察說，“真倒黴，簡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爺，他們已經有兩夜睡不著覺了。孩子們哇哇地哭。該給母牛擠奶了，可是女人們不敢到牛棚裏去，害怕。……她們生怕那位老爺在黑暗中顯靈。當然，她們是些蠢娘們兒，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們就不敢單身走過這所小木房，總是成群結隊地走。證人也是這樣。……”醫師斯達爾倩科是一個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著眼鏡，偵訊官雷仁生著淡黃色頭發，年紀還輕，兩年前剛在大學畢業，與其說象個文官，不如說象個大學生。他們倆坐在那兒，不說話，沉思默想。他們因為來得太遲而懊惱。現在他們得等到天亮，隻好在這兒過夜了，可是此刻剛五點多鍾，他們麵前有漫長的傍晚，然後是漫長的黑夜，煩悶無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們倆聽著閣樓上和煙囪裏哀號的暴風雪，想到這一切跟他們所希望過的以及從前所夢想過的生活多麼不同，想到他們倆和他們的同代人隔得多麼遠，那些人如今正在城裏燈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沒有注意到壞天氣，或者這時候正準備著到劇院去，或者坐在書房裏看書。啊，現在隻要能夠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羅夫卡走一走，聽一聽悅耳的歌唱，在飯館裏坐上一兩個鍾頭，他們情願付出多麼昂貴的代價啊。……“嗚—嗚—嗚—嗚！”暴風雪在閣樓上歌唱，外麵有個什麼東西在惡狠狠地砰砰響，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門外的招牌吧。“嗚—嗚—嗚—嗚！”“您愛怎麼樣隨您便，反正我不願意留在這兒，”斯達爾倩科站起來，說。“現在才五點多鍾，睡覺還嫌早，我要坐車出去一趟。馮·達烏尼茨住得離這兒不遠，離綏爾尼亞村不過三俄裏路。我要坐車上他家去，在那兒消磨這個傍晚。警察，去對馬車夫說不要把馬卸下來。那麼您怎麼樣呢？”他問雷仁。“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覺吧。”醫師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緊，走出去了。可以聽見他在跟馬車夫講話，那些凍僵的馬脖子上的鈴鐺顫動起來。他坐車走了。“你，老爺，在這兒過夜可不合適，”鄉村警察說。“到那邊房間裏去吧。那邊不幹淨，不過反正住一夜，對付得了。我馬上到莊稼漢家裏去取一個茶炊來，給它生上火，然後我給你鋪上點幹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覺了，老爺。”過了不久，偵訊官坐在那間雜屋裏一張桌子旁邊喝茶，鄉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門口講話。這是個六十開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點駝，白發蒼蒼，臉上現出純樸的笑容，眼睛裏含滿淚水，老是吧嗒著嘴，好象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襖，腳上穿一雙氈靴，一根拐棍總不離開他的手。偵訊官的年輕顯然引起他的憐惜，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才跟偵訊官親熱地講話。“鄉長費多爾·瑪卡雷奇吩咐我說，區警察局長或者偵訊官一到，就得報告他，”他說，“那麼，事情既是這樣，我現在得走了。……這兒離鄉裏有四俄裏路，正碰上暴風雪的天氣，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聽，嗚嗚地叫呐。”“我用不著鄉長，”雷仁說。“這兒沒有他的事。”他好奇地瞧瞧老人，問道：“告訴我，老大爺，你當鄉村警察有多少年了？”“多少年嗎？足足有三十年了。農奴解放①以後過了五年我就當差，那你就算一算嘛。從那時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東奔西走。外頭已經是複活節，教堂裏敲著鍾，基督複活了，可我還是背著個背包趕路。一忽兒到地方金庫去，一忽兒到郵局去，一忽兒到區警察局長家裏去，一忽兒到地方自治局去，一忽兒到稅務局去，一忽兒到執行處去，一忽兒到地主老爺家裏去，一忽兒到莊稼漢家裏去，反正各個正教徒的家裏我都去過。我帶著郵包啦，傳票啦，稅額通知書啦，信件啦，各種單據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爺，如今時興這麼一種表格，要填數目字，有黃的，白的，紅的，每位老爺，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農民，每年必得填十來回：種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麥有多少石②或者多少普特，燕麥有多少，幹草有多少，還有，你知道，天氣怎麼樣，各式各樣的蟲子也得寫上。當然，你要怎麼寫就怎麼寫，這隻是公事罷了，可是我就得東奔西跑，發表格，然後又東奔西跑，把表格收回來。比方說，眼前這位老爺就用不著開膛破肚，你心裏明白，這是白費勁，不過把手弄髒罷了，可你還是得辛苦一趟，老爺，跑到這兒來，因為這是照規矩辦事，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就為這些照規矩辦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還不要緊，暖和，幹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時候我差點淹死，有的時候差點凍死，什麼事兒都出過。有些壞人在樹林裏搶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還吃過官司。……”“為了什麼事吃官司？”“為了詐騙。”“怎麼詐騙呢？”“是這樣的，你知道，文書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別人的木板賣給包工頭；你知道，他這是騙錢。我也給牽連到這個案子裏去了，因為他們打發我到飯鋪裏去買酒；其實，文書並沒有分錢給我，連一杯酒都沒有請我喝過，可是我窮，人家看我這模樣，就認為我大概是個靠不住的人，沒出息的人，我們倆就都給帶到法院裏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總算宣告無罪，給放出來了。法庭上念了這麼一個公文。他們都穿著製服。我是說那些法庭上的官兒。我跟你說吧，老爺，我們這份差事叫沒幹慣的人去幹，那真倒黴透了，簡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幹起來，倒也沒什麼。不出去跑，反而會腿痛。待在家裏，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鄉公所裏不出去，就得給文書生火啦，給文書送水啦，給文書擦皮鞋啦。”“你掙多少錢薪水？”雷仁問。“一年八十四個盧布。”“恐怕總還有點外快。這總有的吧？”“哪兒有什麼外快！這年月老爺們很少賞酒錢。這年月老爺們變得凶了，動不動就生氣。你給他送公文去，他生氣，你在他麵前脫掉帽子，他又生氣。他說，‘你走錯了門，’他說，‘你是個酒鬼，嘴裏有一股蔥臭味，’他罵你笨蛋，狗崽子。當然，和氣的老爺也有，可是從他們手裏哪兒拿得到什麼錢？他們光是耍笑你，給你起各式各樣的外號。比方拿阿爾土興老爺來說吧，為人倒還和氣，看上去挺清醒，有頭腦，可是一見著我，就嚷開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他給我起了個怪外號。他說你這個……”鄉村警察說了幾個字，可是聲音很低，聽不清楚。“什麼？”雷仁問。“你再說一遍。”“行政人員！”鄉村警察大聲又說一遍。“他早就這樣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員！不過我也不在乎，隨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時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給我一杯酒喝，一小塊餡餅吃，我呢，就為她的健康幹杯。莊稼漢倒大半都肯給我點什麼，莊稼漢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給一小塊麵包，有的給點白菜湯喝，有的請你喝一盅。鄉長總是在飯鋪裏請人喝茶。剛才那些證人也出去喝茶了。他們說：‘洛沙津，你替我們待在這兒守著吧。’他們每個人都給我一個戈比。他們不習慣，害怕。昨天他們也給了我十五個戈比，還請我喝了一盅。”“莫非你就不害怕？”“害怕，老爺，不過要知道，這是我份內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開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著一個犯人進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好狠呐！好狠呐！四下裏是田野和樹林，你能躲到哪兒去？眼下這件事也是這樣。這位列斯尼茨基老爺，我還記得他這麼高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認得他父親，也認得他母親。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爺家離我們不過一俄裏路，甚至還不到一俄裏，我們兩家的田界緊挨著。列斯尼茨基老爺有個姐姐，是個老處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讓你的奴隸尤麗雅的靈魂安息吧，讓它永生吧！她沒有出嫁，臨死把她的全部財產分了，把一百俄畝土地送給修道院，把二百俄畝土地送給我們，涅多肖托瓦村社的農民，來紀念她的靈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爺，卻把那張紙藏了起來，據說放在火爐裏燒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當是這於他有好處，可是，不行啊，你等著就是，在這個世界上靠了弄虛作假是混不長的。後來這位老爺有二十年沒有到神父那裏去懺悔，你知道，他不進教堂的門了，臨死的時候也沒有懺悔，他的肚子脹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脹破了。後來少東家，也就是謝廖查③，欠下了債，他的財產全給人家拿走抵了債，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點也沒剩下。他呢，學問又不大，什麼事也不會幹。他舅舅當地方自治局執行處的主席，心裏尋思：‘把他，謝廖查，弄到我這兒來當個代理人，讓他做保險代理人，這個工作比較簡單。’可是少東家脾氣高傲，也想把日子過得有氣派，有排場，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著一輛破板車在全縣跑來跑去，跟莊稼漢談話，他就覺得難受了；他走來走去，眼睛老是瞧著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話也不說；你對著他的耳朵叫一聲：‘謝爾蓋·謝爾蓋伊奇！’他就回過頭來說一聲：‘啊？’隨後又瞧著地下了。現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幹掉了。這不象樣子，大人，不對頭。誰也不明白這個世道是怎麼回事，慈悲的主啊。當然，你父親有錢，你窮，你心裏難過，不過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你總得將就著活下去嘛。從前我也過得好，老爺，我有兩匹馬，有三頭奶牛，養著二十來隻羊，可是臨了隻剩下一個背包，而且就連這個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們涅多肖托瓦村裏，說句老實話，那就數我的房子最糟了。當初莫凱伊用過四個聽差，眼下莫凱伊自己做了聽差。彼特拉克本來有四個雇農，現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農。”“那麼你是怎麼窮下來的呢？”偵訊官問。“我那些兒子死命地灌酒啊。他們那種灌法簡直沒法說，說了你也不信。”雷仁聽著，心想：他雷仁遲早總會回到莫斯科去，而這個老人卻要永遠留在此地，老是東奔西跑。他雷仁在這一生中不知還會遇見多少這種破衣爛衫、很久不梳頭的、“沒出息”的老人，在這種人的心裏，一枚十五戈比的錢幣、一小杯酒以及對於在這個世界上靠弄虛做假混不長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種方式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後來雷仁聽膩了，他就吩咐拿幹草來鋪床。客房裏擺著一張鐵床，上麵有枕頭，有被子，本來可以把那張床搬過來，可是那個死人在床邊差不多躺了三天（他臨死以前也許在床上坐過），現在要睡在那張床上就會不舒服了。……“現在剛七點半鍾，”雷仁看一下表，暗想。“這多麼可怕呀！”他不困倦，可是又沒有事情可做，無法消磨時間，他就躺下去，蓋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進進出出跑了好幾次，吧嗒著嘴，不住地歎氣，老是在桌子旁邊走動，最後拿著他那盞小燈，走出去了，雷仁在後麵看著他那又長又白的頭發和傴僂的身體，心想：“活象歌劇裏的魔法師。”天黑下來了。大概月亮藏在雲後麵，因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嗚—嗚—嗚！”暴風雪唱著。“嗚—嗚—嗚！”“老—天—爺啊！”閣樓上有個女人哀叫著，或者聽起來象是那樣。“我—的—老—天—爺啊！”“砰！”外麵有個什麼東西敲著牆。“嘩啦！”偵訊官細聽一下：根本就沒有什麼女人，那是風在吼叫。他覺得冷，就把皮大衣蓋在毛毯上麵。他漸漸暖和過來，心裏想：這一切，暴風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間裏的屍體啦，這一切同他所希望過的生活相隔多麼遠，這一切對他來說是多麼陌生，微不足道，沒有趣味啊。假如這個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個什麼地方自殺，而必須進行偵訊工作，那就會有趣味而且意義重大了，睡在屍體旁邊的房間裏也許甚至會害怕；可是，這兒，在這個離莫斯科有一千俄裏遠的地方，這一切就好象換了樣子，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隻是象洛沙津所說的那種“照規矩”存在著的東西而已，這一切在記憶裏連一丁點的痕跡也不會留下，他雷仁一坐車走出綏爾尼亞村，馬上就會忘光。祖國，真正的俄羅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這兒是內地，是移民區。每逢你渴望著大顯身手，揚名天下，比如做一個專辦特別重大案件的偵訊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做一個上流社會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會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這兒，你什麼也不會想望，很容易聽天由命，做個默默無聞的角色，在生活裏隻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趕快走掉。於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來跑去，到熟人家裏去拜訪，會見親人和同學。他想到他現在才二十六歲，即使過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脫離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還不算遲，前麵還有整整一輩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縮緊了。等到他的思想開始紊亂，他漸漸落入迷迷糊糊的境界，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裏的長廊，想象自己起立發言的樣子，想象他的姐妹們，想象一個樂隊不知什麼緣故老是這樣吵鬧：“嗚—嗚—嗚！嗚—嗚—嗚！”“砰！嘩啦！”這聲音又響起來。“砰！”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執行處跟一個會計員講話，有一位瘦瘦的、臉色蒼白的先生走到辦公桌跟前來。這人生著一對黑眼睛，一頭黑頭發，眼神很不愉快，就象午飯後睡得過久的人一樣，這種眼神破壞了他那秀氣而聰明的臉相。他穿的那雙高統靴跟他不相稱，顯得很粗糙。會計員介紹說：“這是我們地方自治局的保險代理人。”“原來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現在明白了。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說話聲，想象他走路的樣子，覺得現在自己身旁好象就有一個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態走動似的。他忽然害怕起來，他的心涼了半截。“是誰？”他驚恐地問道。“巡警。”“你上這兒來幹什麼？”“我，老爺，是來問一聲。您剛才說用不著找鄉長，可是我擔心，他也許會生氣的。他本來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趟？”“走開！我厭煩了，……”雷仁懊惱地說，又蓋好毛毯。“他也許會生氣的。……我去了，老爺，祝您在這兒睡得舒服。”洛沙津走出去了。前堂裏響起一些人的咳嗽聲和低語聲。大概證人們回來了。“明天早點讓這些可憐的人走吧，……”偵訊官暗想。“天一亮，我們就動手驗屍。”他剛昏昏睡去，忽然又響起什麼人的腳步聲，不過這腳步聲並不膽怯，而是又急又響。房門砰地響了一聲，然後是說話聲，劃火柴的聲音。……“您睡了？您睡了？”醫師斯達爾倩科匆忙而生氣地問道，一根連一根地劃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氣。“您睡了？起來，我們到馮·達烏尼茨家裏去。他打發馬車來接您了。走吧，在那兒您至少可以象人那樣吃頓晚飯，睡一覺。您瞧，我親自來接您了。馬是好馬，我們不出二十分鍾就可以到了。”“現在幾點鍾？”“十點一刻。”雷仁睡意蒙矓，很不痛快，穿上氈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長耳風雪帽，跟醫師一塊兒到外麵去了。嚴寒已經過去，然而刮著刺骨的大風，順著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這些雪花仿佛嚇得正在逃跑似的。圍牆旁邊和台階上都積起高高的雪堆。醫師和偵訊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車夫彎下腰去，給他們扣上車毯。他們兩個人都覺得暖和了。“走吧！”他們坐著雪橇穿過村子。“‘掘開一道道鬆軟的壟溝，’④……”偵訊官一麵瞧著拉邊套的馬怎樣邁動著四條腿，一麵懶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裏都點著燈火，仿佛是大節期的前夕似的：農民們都沒有睡，害怕那個死人。車夫陰鬱地沉默著：大概剛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門口的時候，等得厭煩了，如今也在想那個死人吧。“剛才在達烏尼茨家裏，”斯達爾倩科說，“他們聽說您留在這所小木房裏過夜，就都責怪我為什麼沒有帶您一塊兒去。”在村口轉彎的地方，車夫忽然扯著嗓門大叫一聲：“讓開路！”有一個人閃過去了，他已經從大路上走開，站在齊膝的雪中，瞧著這輛三套馬的雪橇；偵訊官看見一根彎柄拐棍、一把胡子、一個斜掛在腰間的包，他覺得這人好象就是洛沙津，甚至覺得他在微笑。這個人閃現了一下就不見了。這條路先是沿著樹林的邊沿向前伸展，後來就變成一條寬闊的林間通路了。他們眼前閃過一些老鬆樹，閃過一片小樺樹林，閃過一些高高的、有節疤的、年輕的橡樹，它們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剛砍掉樹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氣中，在雪霧中混成一片了。車夫說他看見一片樹林，可是偵訊官什麼也看不見，隻看見那匹拉邊套的馬。風朝著他們的脊背吹來。忽然馬停住了。“喂，怎麼啦？”斯達爾倩科生氣地問道。車夫一句話也沒說，從車夫座位上下來，開始繞著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來越大，離雪橇也越來越遠，好象他在跳舞似的，最後他跑回來，坐上雪橇，往右轉彎。“迷路了還是怎的？”斯達爾倩科問。“沒—什—麼。……”他們走到一個小村子，那兒一點燈火也沒有。又是樹林，田野，又迷了路，於是車夫跳下雪橇，跳舞。這輛三套馬的雪橇在一條黑暗的林蔭道上跑著，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邊套的馬碰擊著雪橇的前部。在這兒，樹木呼嘯著，那響聲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這輛雪橇仿佛正在衝到一個深淵裏去似的。突然間，門口和窗子裏的明亮燈光射進人的眼簾，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聲、人的說話聲響起來。……他們到了。他們在前廳裏脫掉皮大衣和氈靴，樓上有人在彈鋼琴，彈的是《UnpetitverredeCliquot》⑤，可以聽見孩子們在頓腳。來客立刻感覺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裏常有的那種溫暖的氣氛，在這種地方不管外麵的天氣怎麼樣，人們總是生活得溫暖，幹淨而舒適。“這才好，”馮·達烏尼茨說，握一下偵訊官的手，他是個胖子，脖子粗得驚人，留一把絡腮胡子。“這才好。歡迎歡迎，跟您認識很高興。要知道，我跟您好歹還要算是同行呢。從前我做過副檢察長，然而時間不久，總共隻有兩年，後來我到這裏來料理家事，就在這兒逐漸年老起來。一句話，老家夥了。歡迎歡迎，”他接著說，顯然在壓低嗓門，免得說話聲太響；他和客人們一起走上樓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讓我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幾個女兒。”說完，他回轉身去對樓下大聲嚷道：“吩咐伊格納特，明天早晨八點鍾以前把雪橇備好！”他的四個女兒都在大廳裏，她們是年輕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著灰色連衣裙，頭發也梳成同樣的款式；她們的表姐也年輕，招人喜歡，帶著幾個孩子。斯達爾倩科已經跟她們認識，就立刻請求她們唱個歌，有兩位小姐口口聲聲說她們不會唱歌，也沒有樂譜，反複地說了很久，後來那位表姐在鋼琴旁邊坐下來，她們就用發顫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後》裏的二重唱。《UnpetitverredeCliquot》又彈奏起來，孩子們就跳跳蹦蹦，頓著腳打拍子。斯達爾倩科也跟著跳。大家哈哈大笑。後來孩子們道過晚安，去睡覺了。偵訊官笑著，跳卡德裏爾舞，向小姐們獻殷勤，而心裏暗自想著：莫非這是一場夢嗎？本來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裏那間雜屋，牆角上一堆幹草，蟑螂的沙沙聲，使人厭惡的貧苦環境，證人的說話聲，大風，暴風雪，迷路的危險，可是忽然間有了這些明亮、華美的房間，鋼琴的聲音，美麗的姑娘，頭發卷曲的孩子，歡樂而幸福的笑聲，他覺得這種轉變象是神話；而且這樣的變化居然能在三俄裏的距離以內，在一個鍾頭之內發生，簡直叫人難於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礙他歡樂，他心裏老是在想：這一帶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斷片，一鱗半爪，這兒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麼結論來；他甚至為那些姑娘惋惜，她們在此地，在窮鄉僻壤，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內地生活著，日後就在此地了結她們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殺案都是容易明白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樁自殺案，它在普遍的生活進程中具有什麼意義，都可以加以說明。他認為：如果在窮鄉僻壤，在這兒四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見生活，那就意味著這兒根本就沒有生活。吃晚飯的時候，大家談到列斯尼茨基。“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個孩子，”斯達爾倩科說。“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經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經係統不健全的人結婚，我要剝奪他們繁殖他們這類人的權利和條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經有病的兒童是犯罪。”“這是一個不幸的年輕人，”馮·達烏尼茨說，輕輕地歎氣，搖搖頭。“一個人事先得怎樣地左思右想，經受怎樣的痛苦，才能最後下定決心了結自己的生命，……年輕的生命啊。每個家庭都可能發生這樣的不幸，而這是可怕的。這種事是難於忍受的，難堪的。……”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聽著，現出嚴肅的臉色，瞧著她們的父親。雷仁感到他也得說幾句才對，可是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就光是說：“對了，自殺是一種不良現象。”他在一個溫暖的房間裏睡覺，躺在一張軟和的床上，蓋著被子，下麵鋪著一條新洗幹淨的細布床單，可是不知什麼緣故，他並沒有感到舒適；也許這是因為醫師和馮·達烏尼茨在隔壁房間裏長時間地談著話，同時上邊，天花板上麵，煙囪裏，暴風雪也象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裏那樣喧囂，那樣悲涼地哀叫：“嗚—嗚—嗚！”達烏尼茨的妻子兩年前死了，他直到現在還不能忘情；他不管說什麼，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檢察官的影子已經一點都沒有了。“難道將來我也會弄到這個地步嗎？”雷仁想，隔牆聽著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兒似的聲調，昏昏睡去。偵訊官睡得不安穩。屋裏熱，不舒服，在睡夢中他覺得自己不是在達烏尼茨家裏，不是躺在一張軟和幹淨的床上，而是仍舊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躺在一堆幹草上，聽著那些證人壓低嗓門說話。他覺得列斯尼茨基好象就在近處，離他十五步遠。他在睡夢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險代理人，那個黑頭發、白臉、穿著撲滿灰塵的高統靴的人，怎樣走到會計員的辦公桌邊。“這是我們地方自治局的保險代理人。……”後來他夢見在田野上，在雪地裏，列斯尼茨基和鄉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並肩地走路，互相攙扶著，暴風雪在他們頭上飛舞，風吹著他們的後背，他們一邊走一邊唱著：“我們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老人活象歌劇裏的魔法師，這兩個人確實在唱，仿佛在劇院裏似的：“我們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們那兒溫暖，你們那兒明亮，你們那兒舒適，我們卻在嚴寒裏，在暴風雪裏，在深深的雪地裏奔走。……我們不曾有過安寧，不曾有過歡樂。……我們肩負著我們和你們的生活的全部重擔。……嗚－嗚－嗚！我們往前走，我們走啊走，走啊走。……”雷仁醒了，在床上坐起來。多麼混亂的惡夢啊！怎麼會夢見保險代理人和鄉村警察在一塊兒呢？多麼荒唐呀！這時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著，他坐在床上，用兩隻手抱住頭，覺得那個保險代理人和那個鄉村警察在生活裏確實有一種共同點。他們在生活裏不就是肩並肩走著，互相攙扶著嗎？這兩個人之間有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然而有意義的、必要的聯係，甚至在他們和達烏尼茨中間，在所有的人中間，在各式各樣的人中間，也有這種聯係。在生活裏，甚至在最荒涼的窮鄉僻壤，也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滿一個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個靈魂，同一個目標，要理解這一點，光是思考還不夠，光是推斷也不夠，大概還需要有一種洞察生活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顯然不是人人都有的。隻有把自己的生存看做偶然的人，才會認為那個不幸的、傷透了心的、自殺的、醫師稱之為“神經衰弱患者”的人和那個一生當中天天為人奔走的老農民，是偶然現象，生活的片斷；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整個有機體的一部分，並且理解這一點的人，則認為他們是這個神奇而合理的整體的一部分。雷仁這樣想著，這是一個早已深藏在他心裏的思想，隻是現在才在他的意識裏充分而清楚地顯現出來罷了。他躺下去，開始昏昏入睡；忽然，又夢見他們在一塊兒走，唱著：“我們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們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難和哀痛，而把輕快和歡樂留給你們，讓你們在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可以冷靜而頭頭是道地議論為什麼我們受苦和死亡，為什麼我們不象你們那麼健康和滿足。”他們歌唱的內容也是以前他想到過的，不過這個思想在他的頭腦裏不知怎的總是隱藏在別的思想背後，膽怯地閃現一下，好比大霧天氣裏遠處的一個燈火。他感到他對這樁自殺案和那個農民的痛苦負有責任。這些人順從自己的命運，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們卻熟視無睹，這是多麼可怕呀！一方麵對這些熟視無睹，一方麵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滿足的人們當中過一種光明而熱鬧的生活，不斷地渴望這樣的生活，這就無異於渴望新的自殺案，渴望那些被勞動和煩惱壓倒的人或者那些軟弱而被拋棄的人一個個地自殺。關於他們，人們隻有偶爾在晚飯桌上談起，有的人心煩，有的人譏誚，可就是沒有一個人去幫助他們。……接著，又唱起來：“我們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仿佛有個什麼人用小錘子敲他的太陽穴似的。一清早他就給嘈雜聲驚醒了，頭很痛；隔壁房間裏，馮·達烏尼茨正在大聲對醫師說：“您現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麵是什麼樣子！您不要爭了，最好去問一問車夫吧：這樣的天氣就是給他一百萬，他也不肯送您走。”“可是隻有三俄裏路啊，”醫師用懇求的聲調說。“哪怕半俄裏也不行。說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車子，一出大門，就是漆黑的地獄，不出一分鍾就會迷路。隨您怎麼樣，反正我無論如何也不放您走。”“這場暴風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個正在生爐子的農民說。醫師在隔壁房間裏開始講到嚴峻的自然環境對俄羅斯人的性格的影響，講到漫長的冬季限製活動的自由，阻礙人們智力的發展。雷仁煩躁地聽著這些議論，瞧著窗外在圍牆那邊積起的雪堆，瞧著布滿整個肉眼看得見的空間的白色雪塵，瞧著那些時而拚命向右彎、時而向左彎的樹木，聽著風的呼嘯和砰砰的響聲，陰鬱地想：“哎，從這種天氣哪兒引得出什麼大道理來呢？暴風雪就是暴風雪，如此而已。……”中午他們吃早飯，然後在這所房子裏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他們站在窗前。“列斯尼茨基還躺在那邊呢，”雷仁暗想，瞧著旋風卷起的雪塵在雪堆上發狂般地打轉。“列斯尼茨基還躺在那邊，證人也在等著呢。……”大家談到天氣，談到暴風雪照例隻鬧兩天兩夜就停了，很少超過兩天。六點鍾大家吃午飯，然後打牌，唱歌，跳舞，最後吃晚飯。這一天過去了，他們上床睡覺。夜間，將近黎明，風雪停了。早晨人們起床，看著窗外，光禿的柳樹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枝子衰弱地搭拉下來，天色陰沉，沒有一絲風，仿佛大自然在為自己的胡鬧羞愧，在為那些瘋狂的夜晚，為了放縱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從早晨五點鍾起，車子已經套上馬，馬兒排成縱列，站在台階邊等待著。等到天色大亮，醫師和偵訊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氈靴，跟主人告別，走出來。在台階旁邊，跟車夫並排站著的是那個熟悉的“巡警”伊裏亞·洛沙津，他沒戴帽子，肩上斜掛著一個舊皮包，周身是雪，臉孔通紅，汗水淋淋。一個聽差走出來要扶客人上雪橇，給他們蓋腿，他嚴厲地瞧著洛沙津，說：“你站在這兒幹什麼，老鬼？走開！”“老爺，老百姓心裏不踏實，……”洛沙津說，滿臉洋溢著純樸的笑容，他終於看到他等了那麼久的客人，分明很滿意。“老百姓心裏很不踏實，孩子們哇哇地哭。……他們以為你們又回城裏去了。……發發慈悲吧，我們的恩人。……”醫師和偵訊官什麼話也沒有說，坐上雪橇，到綏爾尼亞村去了。【注釋】①指一八六一年俄國廢除農奴製。②指俄石，舊時俄國容量。散體物：１俄石等於２０９．９１升；液體：１俄石等於３．０８升。③謝爾蓋的小名。④引自普希金的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第五章，第二節。——俄文本編者注⑤法語：《一小杯柯裏科酒》。法院的代理偵訊官和本縣的醫師坐著雪橇到綏爾尼亞村去驗屍。在路上他們遇到了暴風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結果他們不是按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在中午，而是在黃昏，天色已經黑下來的時候才到達目的地。他們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裏停下來過夜。在這兒，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裏，湊巧擺著那具屍體，地方自治局的保險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屍體。這個人三天以前來到綏爾尼亞村，在地方自治局的這所小木房裏住下，叫人送來茶炊，然後就十分出人意外地開槍自殺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邊放好各種涼菜以後才了結性命的，這種情況有點蹊蹺，使許多人有理由懷疑是凶殺案。這就需要驗屍了。那位醫師和偵訊官在前堂抖掉身上的雪，頓著腳，他們身旁站著鄉村警察伊裏亞·洛沙津，他是個老人，手裏拿著小小的鐵皮燈，給他們照亮。有一股濃重的煤油氣味。“你是什麼人？”醫師問。“巡警，……”鄉村警察回答說。他就是在郵政局裏也是這樣簽名：巡警。“證人們在哪兒？”“大概喝茶去了，老爺。”右邊是一個幹淨的房間，“客房”，或者老爺住的房間，左邊是一間雜屋，裏麵有一個大爐子和一張高板床。醫師和偵訊官以及跟在他們身後、把那盞小燈舉得高過頭頂的鄉村警察走進那個幹淨的房間。這兒的地板上，有一具長長的屍體，一動不動地躺在桌腿旁邊，身上蓋著白被單。在那盞小燈的微弱光線下，除了白色的蓋布以外還可以清楚地看見一雙新的膠皮套鞋。這兒的一切都陰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烏黑的牆壁、那寂靜、那套鞋、那紋絲不動的屍體。桌上放著早已涼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著一些紙包，大概包著涼菜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開槍自殺，這樣做多麼不通人情！”醫師說。“既然起意要往腦門子裏射進一顆子彈去，那就該在自己家裏，一個什麼堆房裏下手才是。”他依舊戴著帽子，穿著皮大衣和氈靴，在一條長凳上坐下來，他的旅伴，偵訊官，在他對麵坐下。“這些歇斯底裏患者和神經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義者，”醫師苦惱地接著說。“要是一個神經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個房間裏，他就把報紙翻得沙沙響；要是他跟您一塊兒吃飯，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並不因為您在座而有所顧忌；要是他起意開槍自殺，他就在村子裏，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自殺，為的是給大家多惹些麻煩。這些老爺在各種生活環境中都隻顧自己。隻顧自己！就因為這個緣故，老人們才十分不喜歡我們這個‘神經的時代’。”“老人們不喜歡的事兒多著呢，”偵訊官打著嗬欠，說。“您該對老人們指出從前的自殺和現在的自殺有什麼樣的區別。從前的所謂上流人自殺，是因為盜用公款，現在呢，卻是因為厭倦生活，苦惱。……哪種好一點呢？”“厭倦生活啦，苦惱啦，不過您會同意，他本來可以不在這個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裏自殺的。”“真倒黴，”鄉村警察說，“真倒黴，簡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爺，他們已經有兩夜睡不著覺了。孩子們哇哇地哭。該給母牛擠奶了，可是女人們不敢到牛棚裏去，害怕。……她們生怕那位老爺在黑暗中顯靈。當然，她們是些蠢娘們兒，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們就不敢單身走過這所小木房，總是成群結隊地走。證人也是這樣。……”醫師斯達爾倩科是一個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著眼鏡，偵訊官雷仁生著淡黃色頭發，年紀還輕，兩年前剛在大學畢業，與其說象個文官，不如說象個大學生。他們倆坐在那兒，不說話，沉思默想。他們因為來得太遲而懊惱。現在他們得等到天亮，隻好在這兒過夜了，可是此刻剛五點多鍾，他們麵前有漫長的傍晚，然後是漫長的黑夜，煩悶無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們倆聽著閣樓上和煙囪裏哀號的暴風雪，想到這一切跟他們所希望過的以及從前所夢想過的生活多麼不同，想到他們倆和他們的同代人隔得多麼遠，那些人如今正在城裏燈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沒有注意到壞天氣，或者這時候正準備著到劇院去，或者坐在書房裏看書。啊，現在隻要能夠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羅夫卡走一走，聽一聽悅耳的歌唱，在飯館裏坐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