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陳家琪在說此地“無”公共空間時，意指著彼地“有”了。
是的，我們的西邊很早就“有”了。
古希臘雅典城邦，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有”了，阿倫特把古希臘的民主廣場當做人類的政治範本。可是，好像這寶貝一開始就很容易給玩邪。例如，古希臘的民主執政者卻把在民主廣場上正常活動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判了死刑給毒死了。蘇格拉底死了，民主製沒玩多久也死了。
古羅馬人玩貴族共和製，可是也沒能玩多久，從凱撒大帝的終身獨裁官——披著共和外衣的君主製，到戴克裏先皇帝公開的君主獨裁製，共和製就被玩沒了。
18世紀啟蒙運動之後，死了一千多年的“公共空間”與民主製才開始複活。法國大革命開啟了現代民主。然而革命勝利後馬上玩出了“多數專製”的革命大恐怖，接著又玩出了拿破侖以及拿破侖三世當皇帝。
玩得最邪門的是1933年的德國。德國人通過正規的民主程序把希特勒選上了台。
那麼世界上還有既經得起折騰、也沒有玩邪的民主典範嗎？阿倫特高調地宣稱：有，那就是美國。因為美國革命產生了一部確保民主自由長治久安的美國憲法。
美國的民主製真的是個金剛不壞之身嗎？我懷疑。
美國華裔學者湯本出版過一本《你不知道的美國》，講了一個驚世數據：美國被暗殺掉的總統占總統總人數的比例，比二戰的諾曼底戰役中盟軍傷亡的比例還高。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當代美國有著世界一流的情報機構和獨立司法，但發生的國家頂級大案，居然會成為無頭案！何故？美國人心裏都明白，因為存在著成了政壇玩偶藝術家的利益集團：大選時他們通過調動輿論、資助選舉經費，來使某位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當選；倘若某位總統施行了損害他們利益的政策，就把他幹掉；最厲害的是幹掉了總統還能永遠逍遙法外。譬如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暗殺後的三年中，18名關鍵證人相繼死亡，其中六人被槍殺，三人死於車禍，兩人自殺，一人被割喉，一人被擰斷了脖子，五人“自然”死亡，在40多年的歲月裏，肯尼迪遇刺案的各種證據和證人全部灰飛煙滅。當選的美國總統們倘若不想遇到不測，自己就要識相。這個“美國特色”意味著什麼呢？一、阿倫特所讚美的美國憲法連美國總統的自由都難以保證，遑論敢於挑戰利益集團利益的庶民？二、美國的民主是一個可以被控製與操作的“玩偶民主”；三、超越法律的利益集團，成了美國的隱形僭主，或者是玩民主木偶戲的幕後獨裁者。
其實，不少思想者早就對現代民主製提出質疑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寫道，(包括美國在內的)政治自由在選舉中被簡化為在根本不認識的政治代表之間作出選擇：這些代表熱衷於從事沒有結果的、純屬於技術的爭論，而且往往加以誇大，以便造成民主製在運行的幻象。競選成了政治營銷。搞政治營銷就要弄金錢、玩公關、拚謀略、塑形象、戴麵具、搞表演。政客在競選時的承諾無需兌現，選民都知道這不過是比口才的“競選話語”，是一種極為昂貴的語言遊戲。
有人會說，選舉不認識的人不成問題，因為傳媒會給選民提供客觀而多元的信息。不，思想者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說“不”。他指出，18、19世紀的小型報刊，確實是一個能夠發表各種製約權力言論的公共領域，可是現在，由於媒體的私人化、商業化，公關和廣告技巧被大量運用，新聞和資訊被有意識地操作。誠如《紐約日報》一位資深記者所說：“新聞自由說到底不過是老板的自由。”此外，國家也經營著代表政府立場的媒體。政治人物還刻意在各類媒體中“經營民意、製造共識”。如此這般，媒體不再是公民的公共空間。
網絡的出現讓熱心公共空間的人興奮過一陣，認準了這裏是一塊廣袤無垠的、不可能再受商業和政治控製的公共空間。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國家機器馬上就掌握了最先進的篩選過濾技術，把一切不利於當政者的信息悄然封殺，而且你還找不到封殺者是誰。商業也長驅直入地占領了這塊虛擬市場。此外，網絡本身也有個先天性的頑疾——造出了大量信息垃圾，真偽難辨。噫籲兮，網絡仍然是讓人感到憋屈與茫然的“偽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