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有想到，之後的形勢發展急轉直下。國家的十五規劃中，對於鋼鐵的需求預測較為保守，原則上要求不新上大的鋼鐵項目。但在全國，需求像潮水一樣瘋長，很多人像郭廣昌、戴國芳一樣，對鋼鐵投資顯示出了非凡的熱情，2003年全國鋼鐵業投資總額比上年增長了96%。
2003年底，針對過熱的經濟形勢，國家新一輪的宏觀調控開始了。
就在這個風口浪尖上，鐵本違規操作、占用耕地的情況被新華社記者寫進了內參，並引起高層關注。最終，戴國芳以“虛開發票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當地部分官員也受到嚴厲懲處。國家對鐵本事件的霹靂手段讓外界為之一震驚。
建龍也沒有逃過此劫。就在戴國芳被調查期間，一個由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也進駐了建龍。
2004年5月，央視曝光了寧波建龍的違規操作行為，其中包括：違規審批；擅自開工；短貸長投，將銀行6億元的流動資金用做了固定資產投資。
曝光之後，複星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複星實業(2004年12月變更為“複星醫藥”)很快發布公告稱，和寧波建龍及股東沒有關聯。但實際上，複星係實際控股60%的南京鋼鐵聯合公司和參股30%的唐山建龍均對寧波建龍有35%的股權。
有鐵本事件在前，寧波建龍的問題顯得十分棘手。
這時，一家國企的現身使事情有了轉機。就在寧波建龍項目開建的同時，杭州鋼鐵公司在寧波大榭島上也開始籌建一個占地5400畝的鋼鐵項目，因為拆遷等問題，一直沒有正式動工。
在這之前，杭州鋼鐵集團等表示了和建龍進行合作的興趣。寧波市政府也有意促成寧波建龍和杭州鋼鐵集團進行合作，但最終雙方沒談攏。
寧波建龍項目處於微妙的處境之時，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杭鋼和建龍的合作又提上議程。處於優勢地位的杭鋼董事長表明態度，要麼控股，要麼不參與。
寧波建龍雖然需要“救命”的機會，但郭廣昌也不甘心就此被整合掉，他公開表示，政府綜合考慮杭鋼與建龍的發展是對的，但整合必須要以改革的方式。他說，“國企參股可以，但是控股得讓民企來。”
這場“民”與“國”重組談判曆時半年有餘，期間一度陷於停滯。
2005年新年前後，拉鋸戰終於有了結果：杭鋼持股43.85%，為第一大股東。唐山建龍持股30.53%，複星集團旗下南京鋼鐵聯合公司持股20%。
如《激蕩三十年》一書所描述，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戰役”中，郭廣昌“以犧牲控股權為代價，死裏逃生”。
這也意味著，郭廣昌借寧波建龍實現鋼鐵巨頭的夢想，在宏觀調控麵前，宣告破滅。
但是，與此同時，在國資的鋼鐵領域，則上演著擴張產能的新戲碼。寶鋼、武鋼等大型國企均表示，將擴大產能。就在民營的鐵本和寧波建龍最敏感的2004年，在距離常州僅105公裏的蘇州工業園區，澳大利亞一鋼鐵公司的項目舉辦了熱鬧的奠基儀式。其總裁說，一切順利得出乎意料，不到一個月就拿到了營業執照。
同一行業，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對於當時的宏觀調控，有人覺察出其中的微妙。有媒體分析稱，市場經濟下利益主體呈現多元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過熱行業與非過熱行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等，形成了複雜的利益格局。此次調控也因此成為“一場規模空前的博弈”。
旋渦中的得失
在寧波遭遇的一波三折，並沒有減少複星對鋼鐵的興趣。和國外不同，中國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這將為中國鋼鐵提供巨大的市場。郭廣昌相信，在中國，鋼鐵並非什麼夕陽產業。
2005年左右，複星瞄上了天津鋼鐵公司，這也是一家國企，雙方開始謹慎地接觸。實際上，2004年以來，人們對國企改製的話題變得分外敏感。這讓複星與國企接觸時增加了幾分不確定性。
彼時，郎鹹平連續發表論文和演講，對中國國企改製發出猛烈的抨擊，“當前有些國企通過國退民進，將國有資產以賤賣的方式(包括MBO)轉成私人資本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對的。當前利用這種法製法規不健全的空當，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的的現象，和當年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極為類似。”對國企改製，他還做了一個比喻，“我的家又髒又亂，找來一個保姆，幫我把家收拾幹淨了，她算有功勞，可是我這個家就突然變成保姆的了。這很荒謬。”
產、學界對國企改製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急於證明清白、加入論戰的顧雛軍引來了更加集中的關注，他的格林柯爾在產權並購上的手段、財務狀況在輿論的顯微鏡下，被放大。很快，他等來了調查組，其上市公司股價大跌，2005年7月，他被公安帶走。
很幸運，在這場論戰中，複星參與的國企改製項目，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
期間，在關注天津鋼鐵的同時，複星還在與海南國資委進行洽談。在小心翼翼地考察了四年後，2007年8月，複星國際出資9億元與海南國資委下屬的海南鋼鐵成立合資公司，與海鋼分別持有60%和40%的股權，從事開采及加工鐵礦石業務。
盡管輿論的爭議較多，但郭廣昌對於整個局勢的發展，仍然有大的把握。他在當年8月《中國企業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他的文章，題為《我相信》。他自問自答，“我們相信什麼？一路走過來，就外部來說，這個好像說起來很‘政治’。我們相信3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會是穩定和長期的。你要相信你這個企業隻要自己沒有犯錯誤，沒有亂來，政府不會整你。很多人不信這一點，我們是信的。很多人跟我說，企業做得再好，政府要整你，要你死是很容易。我當時就問他一句話，我做得好好的，政府為什麼要讓我死？這跟黨的價值觀不一致，跟改革開放的價值觀不一致啊。所以從大的方向上我一是相信中國的未來經濟，二是相信黨的改革開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