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花鳥畫中形與神的辯證關係
學術論壇
作者：王方正
【內容摘要】在中國花鳥畫藝術創作中，形與神的辯證統一關係，一直是曆朝曆代花鳥畫畫家所要麵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文章通過對中國美術史上有影響的理論著述和代表畫家的代表作品進行多方麵闡述，論證了在中國花鳥畫中形與神的基本定義和相互關係，闡明了在中國花鳥畫藝術創作中，形、神並重的藝術創作思想。一幅優秀的花鳥畫作品，必須形神兼備。二者間並無輕重的區別，但從其針對的不同藝術問題來看，卻有著先後的解決順序。形與神的完整統一，是中國花鳥畫畫家創作優秀作品所必備的條件之一。
【關鍵詞】中國花鳥畫寫意造型形神
中國花鳥畫作為中國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追隨著中國畫發展的脈絡，其偉大成就與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對於中國畫的發展曆程，曆朝曆代都有著相當激烈的爭論。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仍困擾著眾多花鳥畫畫家的創作方向，尤其是在中國畫藝術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今天，更是眾多畫家和理論家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在上世紀初，康有為對於中國畫曾經有一段著名評論：“中國畫學，至國朝而衰弊極矣！……其餘二、三名宿，摹寫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筆數筆，味同嚼蠟，豈複能傳後，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①其實縱觀文章的上下關係，康有為並不是全盤否定中國畫，在其思想中，中國畫在宋代達到了頂峰，但是也正是從宋代，尤其是唐代開始，中國畫由盛轉衰，其認為，這是因為蘇東坡的謬論導致了畫麵形象似是而非的現狀。“中國自宋前，畫皆象形，雖貴氣韻生動，而未嚐不極尚逼真，……自東坡繆發高論，以禪品畫，謂作畫必須似，則見與兒童鄰。……於是元四家大癡、林雲、叔明、仲圭出，以其高士逸筆大發寫意之論，而攻院體，尤攻界畫……”②縱觀全文，得出的結論是，康有為之所以認為中國畫越來越衰弱，是因為中國繪畫逐漸舍棄了寫實、寫生的追求，拋棄了對於形的把握，而轉為注重寫意，過分注重對於神的傳達。同時，也因某些畫家理解上的偏頗，不去學習中國畫的精神本質之所在，而單純從極端的角度去理解中國畫的造型理論，脫離實際生活去臆造畫麵形象，最終導致了畫麵形象的似是而非，削弱了中國畫在世界畫壇上的競爭力。
暫且不去評價康有為的觀點是否正確，單純就我國花鳥畫的形與神的辯證關係，筆者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談如下看法。
在我國花鳥畫創作的曆史長河中，從來也沒有哪一位畫家把自然物象的形與神完全對立或者分開，隻是在不同畫家的創作觀念中，是更多關注形的展示與描摹，還是更多關注神的傳達與表述的問題。在西漢劉向所著的《新序·雜事》中，就很辯證地提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也就是說，古代文人和哲學家已經很早就注意到世間萬物的辯證關係，認為形與神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密不可分的。在莊子的《南華經》中，卻對世間萬物的形與神做過另一種精彩的說明。莊子曾經給學生講過一個故事：母豬活著的時候，小豬高興地圍在母豬周圍吃奶，可一旦母豬死去了，小豬們就驚恐地四散逃去。莊子是告訴學生，單純的有形是不夠的，如果失去了神的華彩，即使完全一樣的形也會發生本質的變化。這說明，中國畫的理論土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當中，都認為世間萬物的形與神既有密不可分的統一關係，又存在一定的區別，其區別與聯係是貫穿於形、神之間密不可分的辯證關係。
在中國花鳥畫的創作中，幾乎所有的創作內容都是有生活原型以及固定模式的。即使是提倡文人畫的蘇東坡、以大寫意聞名的齊白石，對於“似”與“不似”也並非是厚此薄彼，而認為繪畫的最高境界在於“似與不似之間”。因此，中國花鳥畫的創作形象中，既有自然物象的基本生長和結構規律，又經過了畫家的主觀提煉與總結；既能表達出自然物象的基本形態，還在作品中傾注了畫家對於這種物象的個人理解與思想感情。這種創作觀點，正是對於“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最準確的解釋和最根本的實踐。
在花鳥畫創作中，對於現實物象的熟悉和了解，也就是對於形的準確把握能力，是一個畫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繪畫技能之一。如果在進行花鳥畫創作時，連花和鳥的基本形象和結構都不了解，何談去體現花鳥畫中所謂的“神”呢？又如何去通過基本的繪畫方法向觀者傳達畫家對於作品的理解和所傾注的個人思想感情呢？因此，花鳥畫的創作，從來離不開對於世間萬物的認真觀察與細心描摹。作為一個專業的花鳥畫家，能夠熟知並準確地描繪自然萬物，是必須經曆的繪畫曆程和必須掌握的繪畫能力。從五代西蜀畫家黃荃《寫生珍禽圖》裏栩栩如生的各種珍禽、鱗介，到北宋畫家崔白《雙喜圖》中呼之欲出的喜鵲、野兔，再到宋徽宗趙佶的《芙蓉錦雞圖》《五色鸚鵡圖》，這些作品中精準的造型、嚴謹的結構以及大量沒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宋代花鳥畫小品中各種花鳥形象，不僅沒有絲毫的匠氣與俗氣，反而充分顯示了中國花鳥畫文雅與精致的特點，表達了寫生對於花鳥畫創作的意義與作用，顯示出形在花鳥畫創作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北宋畫家趙昌，以寫生作為創作的目的和手法，自稱“寫生趙昌”，為後世所讚譽和敬仰。後世評價其為“趙昌折枝尤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景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遠不退”。趙昌在花鳥畫創作中對於寫生和形的追求與探索，為後世的花鳥畫創作留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完善的技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