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秋決”的角色隱喻。裴剛幾次要逃跑，牢頭暴打裴剛，打的不是裴剛的肉身，而是他早死的如同裴剛一樣不爭氣的兒子。操心和寵愛孫子一輩子的老奶奶最後在風雪之夜凍亡，為的卻是買通小吏，使孫子裴剛和蓮兒在獄中成親行房事，給裴家留後，自己也好九泉之下瞑目。裴剛卻是在第二年才得知奶奶已亡，他悔恨奶奶為什麼從小就不嚴厲管教自己，他為奶奶因救自己慘死於雪冬而失聲痛哭！影片至此有一點諷刺和告誡的味道。正如費孝通先生告誡的那樣：“我們的家既是綿延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配軸雖和主軸一樣並不是臨時性的，但是這兩軸卻都被事業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10]三代單傳的裴剛因自小父母雙亡而受到老奶奶的溺愛縱容，長大後才暴逆無知且蠻橫無理，因為受到風塵女郎的勒索、激將而連殺三人，被判死刑。他入獄後，裴家老奶奶不惜重金賄賂官府衙門，被刑曹、二大爺等行使小吏特權勒索殆盡裴家家產。“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並重新調整。”[11]吳思先生的這句話一語道破天機，他用了“分肥”而不是“分配”這個詞，形象而深刻。殺人和救人，亂世和勒索，蠻橫無理和溺愛縱容，官府衙門和小農心態，實則透出導演對當時20世紀70年代中國台灣社會現實中的種種禮教逐漸崩潰後的憂思，也折射出變革轉型時期的台灣話語社會的種種家庭倫理和社會矛盾。同時，影片也通過對各種角色網絡之社會矛盾做出了一種無情的諷刺和鞭笞。
三、從《秋決》探討李行電影風格
第一，寧折不彎。李行堅持《秋決》不能剪，抗拒當時台灣當局文化局檢查科長林秋山。他甚至說：“你剪掉我們就不上映了，你有種就剪剪看！為什麼你一定要修剪一下來顯示你的權威呢？”在編寫劇本、拍攝影片的過程中，他們內心就有一把檢查尺度，自己先用內心標準尺度來衡量會不會碰觸到“電檢”尺度，如果會就先退讓，不會為了作品的完整而逾越尺度、觸犯“電檢”條例標準。目標隻有一個：不是屈服或是讓步，主要是要求自己作品的完整。[12]今天各國都實行電影審查製度，各國限於意識形態、文化批評等原因，對電影審查的尺度寬緊把握不一，鬆了是對大眾文化消費的不負責，嚴了會招致“限製民主自由”的罵名。今天中國大陸不是還有許多在國外屢次獲獎、廣受觀眾好評，但是在國內列入禁止公開放映的電影麼？ 一個敢於同上級為電影本身的主題、完整度、為觀眾而爭的導演，寧折不彎，本身就在中國電影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第二，對比視野。（1）李行與侯孝賢對比：李行作為台灣第一代電影導演代表人物，與第二代導演代表侯孝賢之間值得對比。李行崇尚儒家倫理道德學說，侯孝賢受到道家思想影響。李行依靠蒙太奇來創造具有真實性的環境、情節和人物。侯孝賢則喜歡實地取景、在某些重要場景中不用剪接而用長鏡頭，讓人物和環境以其本身自然麵貌在銀幕上呈現出來。[13]但他們卻不謀而合地讚美鄉村文明，貶斥城市文明。李行和侯孝賢在當代台灣電影中設立鄉村與城市文明二元對立主題，對農業文明和鄉村文明充滿懷舊、眷念和讚美之情，而對工業文明和現代城市文明則基本上抱持貶斥和批判的態度；[14]（2）李行與謝晉的對比：李行與大陸“第三代導演”謝晉也值得對比。李行專注於追求穿越曆史與政治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影視美學。謝晉則在堅持傳統文化和道德的同時，致力於尋求和當代政治和社會的交彙點和平衡點。兩人是台灣電影和大陸電影在同一個時代的一麵鏡子，其根本差異導致了他們在主題、敘事、結構和影像風格上的諸多不同。[15]
第三，開創之功。李行參與了1950年代台灣轟轟烈烈的“戲劇運動”，這使得他後期導演的電影附帶了中國影戲傳統，成為這個主流傳統之下的遺緒。1950年代以後台灣因其特殊時代產生的滑稽影片、家庭倫理片或者愛情文藝片等，都是離開中原母土之後所再生而成的“影戲”電影子類型。李行導演的家庭倫理片所呈現的，不再是以血緣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倫理觀念與忠孝節義，他關注的是儒家精神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主義。[16]爾後，李行在繼承早期家庭倫理電影和社會寫實電影傳統的基礎上，結合台灣鄉土現實，創作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地方感和藝術個性的倫理情感寫實片，體現了對中國文化傳統、美學傳統、電影傳統的認同與守望，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寫實電影的樣式。[17]誠如李行在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候所說：“籌拍《秋決》這部片子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為是好朋友一起籌錢讓我來拍自己樂意拍的東西。一定要把它做好（叫好、叫座），做不好我就從此不做了。電影拍出來之後，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台灣都好評如潮，也獲得了高票房。於是，我就覺得現在做什麼都可以做，亂七八糟也可以做，我就接著很瘋狂地拍了一部叫《風從哪裏來》，是一部非常荒唐的片子。”[18]筆者不免多說幾句，在中國電影百年行程中，倫理片是貫穿始終的主要類型之一，體現著儒文化精神的中國倫理片，形成了家庭之間人際矛盾敘事結構、以家論國反映曆史變遷、長時段的時間跨度、悲劇化格局、賢良女性作為悲劇主人公形象等特點。[19]從另一方麵來說，我國家庭倫理電視劇走過20年的曆史進程，繼承著家庭倫理電影的文化背景，敘述傳統和美學特征，深深地介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中來，直麵人生，導人向善，成為了樣式最多，觀眾麵最廣，並能充分滿足觀眾審美需要的最大型的劇種，格外引人注目。[20]總之，李行的倫理情感寫實片是華語電影世界裏一座至今無人企及的豐碑。李行一生開創台語喜劇、寫實主義、愛情文藝片、倫理道德片、鄉土勵誌片等潮流，一步一步地推動了台灣電影從無到有、從差到優、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他的作品充滿民族意境和風骨，符合中國古典美學經常倡導的虛實結合的追求。[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