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以來身份問題具有極大普遍性，“但區別於西方主流社會以‘生存的孤立’體現的身份危機與焦慮，我國環境下的身份問題具有強烈的整體性、緊張性和曆史累積的深重性……西方學界雖然也談論身份問題的普遍性，但經常把身份問題落實在一些較小的邊緣群體的分析上，而我國的有關表達則常常涉及到一些被賦予了巨大曆史感的意義單元，如種族文化、民族、國家”，伯迪是邊緣群體，而三爺們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單元。同時，“在晚期現代性的背景下，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6]，身份認同焦慮的存在，最終導致了鳥人們的生存困境。
勇敢逃離或自願囚困也許找到了合理解釋：戰爭代表著殘酷、強大，生命也許轉瞬即逝，這激化了《BIRDY》裏所有人的自我認同焦慮，同時為伯迪提供了反抗的契機，他得以逃離並獲自由。但《鳥人》裏表現的中西方文化對抗之中，以陳博士、丁保羅、羅漫代表的同胞已向西方文化皈依，三爺等傳統文化“遺老”處於絕對劣勢，不存在反抗的機會，他們唯有選擇躲避，把自己圈養在遛鳥的小圈子裏。
三、憂鬱氛圍與救贖希望
為與“身份認同的焦慮”的探討相照應，《BIRDY》和《鳥人》均呈現出了憂鬱的氛圍。
《BIRDY》全片基色為藍、白、黑，其中藍色主要運用於主角伯迪，如現實時空中伯迪所處的環境（療養院病房的布光）、藍天及大海等；除了環境，服裝也如是，現實時空中伯迪的“病服”、過去時空中伯迪的藍色襯衫，甚至喜歡伯迪的女孩所著的藍裙子。這樣的色彩運用並非偶然，而是創作者有意為之，用色彩元素來承載主題，藍色即為blue，同時有著“憂鬱”之意。鏡頭是電影的語言，一如伯迪身著藍色“病服”安靜地蜷縮在房間的角落；一如伯迪赤身裸體地蹲在床欄上，凝視鐵窗外的藍天。而且，當伯迪的異化越嚴重，影片對藍色的強調就越加強，如“在過去時空中，‘鳥人’的衣服往往是藍色色塊和其它顏色色塊的組合，而在現在時空中‘鳥人’的服裝則是單純的藍色，最為明顯的是在過去時空中‘鳥人’是處在正常的色彩布光中的，而在現在時空中‘鳥人’則完全處在藍色的布光中”[7]45，而艾爾漸漸被伯迪同化的重要標誌，正是對泛著藍光的醫院越發地適應。
被排斥乃至被禁閉的伯迪始終確認自己的信念。
艾爾 他們把你放在死傷的名單裏，不管你從前或現在有多特別，我覺得像沒人要的狗，你還記得嗎？
艾爾認為伯迪是特別的，但威斯則認為伯迪是瘋子，威斯曾評價艾爾“我對你反權威的傾向很熟悉”，如他所言，艾爾終於向伯迪靠攏，成為了反抗壓製的同盟。伯迪和艾爾以微薄之力對抗實際瘋狂卻號稱理性的世界，作為真正的智者，卻被視為邊緣和異類，孤獨前行，還有什麼比這更具有憂鬱色彩的呢？貫穿全片的藍色，正是這一思考的注腳。
而《鳥人》裏那群驕傲的鳥人，他們對養鳥、京劇再精通不過，對陳博士、小霞、丁保羅等人嗤之以鼻。但很快，美麗的肥皂泡就被戳破了，鳥人成了精神病人，丁保羅成了他們的醫生。在丁保羅毫不留情的分析下，發現胖子表麵開朗實際有被父親遺棄的陰影，三爺因為失去事業的輝煌而痛苦，鳥人們孤獨承受著辛酸與苦澀，丁保羅滿足了自己的分析欲望，卻揭開了血淋淋的真實。很快，有強烈自尊的鳥人對丁保羅發起了“反攻”，演出了一場京劇審案，縱然挖掘出丁保羅的心理真相，但兩相比較便知，精神分析對鳥人們的打擊比對丁保羅的打擊大得多。
“死亡”的陰影也投射在這部劇作當中。百靈張因為百靈學了玉鳥的髒口，踩死了玉鳥，摔死了百靈，自己也慪氣而死。過士行特意安排在孫經理再次登場時以閑聊的方式交代了百靈張的死，顯得百靈張既可憐又可笑。關於死亡的還有胖子的殺父情結，還有三爺的死亡本能。丁保羅在分析三爺的心理之後，說道：
丁保羅 但是你會用另一種方法證實自己。說不定在什麼場合，你就會來一次絕唱，唱完也就差不多啦。[1]117
麵對丁保羅毫不留情的揭穿，三爺痛苦地沉默，而巧的是，全劇末尾正是三爺扮演包拯，以京劇審案，這是否是有死亡本能的三爺的最後絕唱？“三爺做了個下場動作，在鑼鼓聲中緩緩下。陳博士、丁保羅、胖子呆呆望著他遠去”。
《鳥人》呈現出了表麵熱鬧但實際憂鬱的氛圍——麵對社會的轉型，本就年歲已高的鳥人們更是無所適從，被時代拋棄的他們強打精神，將生活寄托在養鳥之上，但是這最後一根稻草卻異常容易壓彎，而西方文化不給他們留一絲餘地，丁保羅的精神分析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奪命”的分析。
但憂鬱之外，同樣存有救贖的希望之光。
《BIRDY》裏的伯迪，自始至終有艾爾為伴，甚至艾爾拋卻本身的立場與伯迪為伍，艾爾通過努力終於使得伯迪開口說話，這其實意味著伯迪撤掉了鳥的偽裝，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影片的最後，艾爾和伯迪逃出療養院來到天台，伯迪展開雙手縱身一躍，就在觀眾和艾爾都認為伯迪必死無疑時，才發現伯迪穩穩地站立著，對著艾爾展開笑容。那個鏡頭裏，陽光和伯迪的笑容一樣明媚。而《鳥人》的結尾，不妨借用一個研究者的評論：“這部劇也在最後營造了一個空寂的舞台氛圍：除丁保羅之外，其他人物全部退場，隻剩下鳥的叫聲和驚堂木放大了的聲音久久回蕩。在我看來，這部戲的結尾正像一個向‘般若之境’的回歸，也為人類如何找回迷失的‘自性’給出了答案，過士行在此真正地開悟了。”[8]100一聲驚堂木響仿若當頭棒喝，昭示著，迷失自我的鳥人們有在經曆精神分析後重新找到自我的可能。
也許，困境終究會過去，《BIRDY》、《鳥人》給觀者留下了希望之光。
四、結語
如上所述，《BIRDY》和《鳥人》這兩部跨越了時間、地域的作品，通過刻畫愛鳥之人，透視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現了在身份認同上所遭遇的危機，但憂鬱的思考之後，仍給觀者留下了光明的希望，它們所承載的內涵值得研究者關注。
注釋：
（1）以下為區別兩部作品，把艾倫·帕克的電影稱為《BIRDY》。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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