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前後，杜甫像屈原那樣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人民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繼承屈原“發憤以抒情”的創作精神，寫出諸如抨擊腐敗的裙帶政治的《麗人行》，描述百姓受兵役之苦的《兵車行》、《三吏》、《三別》，及反映民生疾苦的《哀江頭》、《北征》、《羌村》等。
杜甫的這些詩，幾乎反映了“安史之亂”的社會全貌，體現了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心。這一係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使之達到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高峰。
759年，已經48歲的杜甫，到達長江上遊的成都，開始他人生最後10年漂泊西南的生活。到達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朋友資助下營建了草堂，生活總算暫時安定下來。在環境幽美靜謐的新居，他經營藥圃，栽種芋栗，與農民朋友為鄰，互相往來。
杜甫在錦城定居之後，便拜謁武侯祠，寫下一首《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三顧茅廬”的故事，千古流傳。人們敬仰諸葛亮，除了他智慧過人、用兵如神之外，大概更重要的還在於他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杜甫，滿懷對諸葛亮的崇敬，向武侯伺堂尋來。
詩中“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兩句，概括了諸葛亮的一生，表達了詩人對諸葛亮的欽敬。諸葛亮早年幫助劉備開創基業，晚年輔佐劉禪，竭忠盡智，憚精瀝血，卻宿誌未酬，遺恨長眠，令後人感慨傷懷。想到此，詩人不禁老淚縱橫了，詩人的一片詩心，全在此處凝結。
杜甫在成都留住了5年，由於生活安定和環境優美，寫了許多動人，情致高遠，吟詠巴蜀山水的詩。詩人圍繞著草堂風光，寫了一些精妙的絕句。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兩個黃鵬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等，表現了詩人對巴蜀大好河山的熱愛。
這一時期，杜甫也並沒有完全陶醉於山水吟詠之中。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禍害，特別是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仍將筆觸伸向了社會現實。
杜甫因自己的那間茅草房被秋風吹破，想到天下所有的處在饑寒交迫中的人們，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作最後寫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寧願“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憂民之心！讀之令人震撼不已，感喟不已。這正是杜甫偉大之所在，崇高之所在。
杜甫還有一首《登樓》詩，更能表達他愛國傷時的情懷：“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詩寫登樓的所見所感，將錦江、玉壘的蜀川江山同古往今來的變遷、憂國憂民的心事熔為一爐，借史發感，充分體現了杜詩境界壯闊而又沉鬱頓挫的藝術特色。
763年正月，延續7年多的“安史之亂”，至此基本結束。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悲歌了一生的詩人寫出了情緒歡快而感人的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做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一氣貫注，奔流直下。它的每一個音符樂裏，都跳動著喜悅的感情。他欣喜若狂，正準備攜全家離開蜀州時，因好友嚴武重來鎮守四川，便打消了出蜀念頭。後來嚴武病故，詩人便帶著全家離開成都草堂乘舟東下，在岷江、長江漂泊。沿途都有吟詠長江的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