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這種讓聲音得以保存的裝置震驚了世界。1994年，亞偉中文速錄機又將聲音同步轉換成文字得以保存，速錄工作人員也被稱為“用手指追趕聲音的職業”，他們的身影在外交、會議、庭審等諸多場合出現。速記在中國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1月4日上午，本刊記者專訪了北京曉軍辦公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唐可為，他向我們講述了速記和中國首家計算機速錄企業的發展史。
速記是父親一生的事業
父親(唐亞偉)在南昌一家舊書店裏發現了一本早期速記書，是蔡錫勇著的《傳音快字》。看後他對速記產生了極大興趣，便開始鑽研起來。之後，他又研究了英文皮特曼速記與葛銳格速記，出版了自己的速記專著，直到亞偉中文速錄機的誕生。18歲開始研究速記，直至今日成為“速記泰鬥”，速記是父親一生的事業。
父親在1934年創案亞偉中文速記，刊印《流線化中文速記音符總表》和《略符略法表》。1938年，那時他剛剛23歲，父親在祖母及友人的讚助下正式出版《規格化亞偉中文速記學》，開始設班傳授。1939年4月正式成立了“亞偉中文速記學社”，開始了他的速記創業生涯。
1942年春“亞偉中文速記學社”更名為“亞偉速記學校”，馮玉祥出任學校董事會董事長，陶行知、李公樸、顧執中等擔任董事。1945年，在重慶亞偉速記學校籌集速記教育基金大會上，父親還清楚地記得，馮玉祥將軍發表了題為“速記的功用和發展途徑”的演講。他說：“我主張每個小學生，從三年級起就應該學習速記，這樣對於學生求學的幫助真是無法估計。”父親後來在全國各地開辦了許多速記學校，在香港也辦過。
父親研究速記，從鋼琴的演奏中得到啟發，認為速記完全可以像彈鋼琴一樣雙手並擊。於是他夜以繼日地研究，終於拿出了一套完整的電腦速記編碼方案和速錄鍵盤設計。直到1994年，經過了幾百個日夜，亞偉中文速錄機終於在北京展覽館亮相。
現在，父親在電視中看到速記人員的身影就會指著屏幕讓大家看，會開心地笑。速記已經成為父親靈魂的一部分。
我是父親的“試驗品”
我是家裏最小的，文革後期的時候，哥哥姐姐都插隊去了，就我留在家裏。父親速記界的朋友來訪都是我接待。那時候，我給他們倒茶、做飯。父親不在家時，我還要陪著他們聊天，聊的內容也是速記。父親在家也要把我叫過來聽他們聊。我是純粹的耳濡目染。
我還要做攝影師，給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照相。速記的相關活動我也要去。
最讓我“痛苦”的就是父親讓我練習他的速記方案，我就是父親的“試驗品”。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學他的手寫速記方案。我學完一個速記方案，他改一個方案，改一個再讓我學一個。他說，手寫速記學到120字/分就成功了。他沒人練手，就讓我練。我初一、初二兩年學三個方案，三個方案衝突很容易出錯。我最後煩了就不想練速記了。
父親指著我叫“速記”
父親一生當中最慘的時期是文革時期，卻也是他的“黃金時期”。那時，他的工作是管理各處水渠，就是扛著鐵鍬在地裏巡查。人家沒事兒幹就在那兒曬太陽，他卻潛心研究計算機速記。他白天思考，晚上就寫各種各樣的方案。文革剛結束，打字機的方案也誕生了。
計算機剛剛傳入我國時，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家公司做司機，公司買了一台夏普的中文打字機。朋友和我說了，我就問父親想不想看，他非常急切地想看。在地下室我們看到了打字機，但不能開機操作，因為怕弄壞了。父親就拿著說明書對著鍵盤看。
那時，父親70多歲了，回到家之後，他感覺頭暈難受並摔倒了。我得知後拚命地跑回家。父親見到我，指著我叫“速記”。
原來，前幾日他騎自行車時被撞倒，患上了腦溢血。送到醫院，醫生說再晚幾分鍾，父親可能就挺不過去了。可以說，在父親頭腦已經不怎麼清醒的時候，他唯一記著的就是速記。他知道中國自己的速錄機還沒有製造出來……
亞偉速錄60元起家
亞偉中文速錄機本應在1989年就誕生，但是因為某種原因被耽擱了，本來決定投資的企業也沉寂了。後來北京曉軍電腦公司決定投資亞偉中文速錄機，並成立北京曉軍辦公設備有限公司，開始研發、生產亞偉中文速錄機。1989年成立的曉軍電腦公司是當時中關村著名企業，排名第37位。依托曉軍電腦的優勢，1994年第一台亞偉中文速錄機研發成功。
後來曉軍公司被收購，北京曉軍辦公設備有限公司作為曉軍電腦公司的子公司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與曉軍電腦公司一起被收購，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些資金補助；另一種是我們獨立出來，留給我們的就是幾百台賣不出去的設備和賬麵上的61.7元。最終我們選擇了後者。
公司創業之初舉步維艱。那時，我們為了維持企業生存，從中關村買電腦零部件組裝後裝好係統送到客戶手裏。40台電腦我們僅賺了一萬塊錢，還沒算人工成本。當時想的就是要讓企業活下來。速錄這邊基本瀕臨絕境，當時主管教學的費老師說：“我們現在是三個老師，一個學生，而且這個學生是免費的。學校準備上我們這個項目，派她到公司來學習，但起碼有一個學生。如果這個學生走了，我們就得關門了。”我說：“您放心，別急，沉住氣。”三個老師，一個學生，那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