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代的中國，還有一位教育家讓師生們感動不已，他就是當時嶺南大學的校長陳序經先生。他不經商，不做官，始終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唯以教育事業為奮鬥目標，以創辦中國一流大學為己任。特別值得一書的是，他曾經留下過“三拒高官厚祿”的故事，傳為美談。在1930年代，他的同學林雲陔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多次勸說時在嶺大教書的陳序經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每次都被他拒絕；抗戰勝利後，與他同為廣東文昌人的老鄉宋子文任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兼外長，力邀陳序經擔任駐泰國大使，並不無感情的說：“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泰國舊稱)華僑的歡迎”，陳婉言謝絕；1949年，國民黨組織“戰時內閣”，有意讓陳擔任教育部次長，也為陳所拒絕。從1928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係助教開始，陳序經終其一生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教書匠“，為許多名教授創造了良好的學術和生活環境，被陳寅恪、薑立夫等引為知己。
讓人頗感奇怪的是，在軍閥混戰、列強侵略、時局動蕩不安的國難之際，蔡元培、陳序經們在當時的教育界並非個案，當時投身教育、獻身教育、以教育為終生奮鬥目標的人們竟多如滿天繁星一般。無論是開創我國兒童教育事業先河的陳鶴琴，還是一生倡“識字、生計、文藝、衛生、公民”諸教育以治舊中國的“貧、愚、弱、私”四大痼疾的晏陽初，抑或在平津淪陷後，為組建西南聯大而想方設法的胡適、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們，民國教育家真是燦若星海，那為國家和民族而誨人不倦、奔走呼號的激情至今讓人感動不已。當時，嶺南大學還有一位中文係教授冼玉清，她在1920年代便發出誓言：“立誌終身從事教育，犧牲個人幸福，以為人群謀幸福”。她甚至為教育事業終身不嫁，並發出在當時足以驚世駭俗的肺腑之言：“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兒女！”冼玉清的父親是東南亞一帶有名的富商，給冼玉清在香港留下了一筆可觀的遺產，足以讓她過著優裕富足而且悠閑的生活，但冼玉清選擇了教育，而且一生忠貞不渝地投身教育事業，值得我們崇敬與深思。
蔡元培、陳序經、冼玉清的身上，始終有一種執著於教育事業的精神在感動著我們。實際上，他們已經義無反顧地把教育事業當成了自己的第二生命，這不僅源於他們對國家富強的夢想，源於他們對人才培養的信心，還源於他們不為名所縛、不為利所動、不為一己之得失而輕易改變初衷的執著，折射出“五四”以來中國教育家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曆經漫漫歲月的洗滌而不失其奪目的光澤，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趨權逐利漸成世風乃至到厚顏的時代，這種精神顯示出更加燦爛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