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方使者言詞謙卑而實際上又在加緊戰備的，是要向我進攻；敵方使者育詞強硬而軍隊又向我進逼的，是準備撤退；敵戰車先出並占據側翼的，是布列陣勢，準備作戰；敵方沒有預先約定而突然來請求議和的，其中必有陰謀；敵方急速奔走並展開兵車的，是期求與我交戰；敵軍半進半退的，可能是偽裝混亂來引誘我。
敵兵倚仗手中的兵器站立的，是饑餓缺糧；敵兵從井裏打水而急於先飲的，是於渴缺水；敵人見利而不前進的，是由於疲勞過度。敵方營寨上有飛鳥停集的，說明營寨已空虛無人；敵營夜間有人驚呼的，說明敵軍心裏恐懼；敵營紛擾無秩序的，是其將帥沒有威嚴；敵營旌旗亂動的，是其陣形混亂；敵官吏急躁易怒，是敵軍過度困倦。敵人用糧食喂馬，殺牲口吃，收起炊具，不返回營寨的，是“窮寇”；敵兵聚集一起私下低聲議論，是其將領不得眾心；再三犒賞士卒的。說明敵軍已沒有別的辦法；一再重罰部屬的，是敵軍陷於困境；將帥先對士卒凶暴後又畏懼士卒的，說明其太不精明了；敵人借故派使者來談判的，是想休兵息戰。敵軍盛怒前來，但久不接戰，又不離去，必須謹慎觀察其企圖。
打仗不在於兵力愈多愈好，隻要不輕敵冒進，並能集中兵力，判明敵情，也就足以戰勝敵人了。那種無深謀遠慮而又輕敵妄動的人，勢必成為敵人的俘虜。
將帥在士卒尚未親近依附時，就貿然處罰士卒，那士卒一定不服，這樣就難以使用他們去打仗了；如果士卒對將帥已經親近依附，仍不執行軍紀軍法，這樣的軍隊也是不能打仗的。所以，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義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軍紀軍法來統一步調，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就必定勝利。平素能認真執行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能養成服從的習慣；平素不認真執行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會養成不服從的習慣。平素所以能認真執行命令，是由於將帥與士卒相互取得信任的緣故。
[解說]
本篇主要論述行軍作戰的要領和觀察判斷敵情的方法，並提出了“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思想。可扼要地歸納為“處軍”、“相敵”和“治軍”三個問題。
（一）軍隊在備種地形上行動的方法
本篇開宗明義就講“處軍、相敵”。關於“處軍”，孫子首先講了四種地形情況。
關於山地行軍、宿營和戰鬥。他說“絕山依穀”，通過山地必須沿著山穀行進。這是因為山穀地形比較平坦，水草便利，蔭蔽條件好。
這裏說的是行軍應注意的事項。而在宿營時則要“視生處高”。李筌注：
“向陽曰生，在山曰高。”通俗他說，就是地形有利，例如視野開闊，易守難攻，幹燥向陽，既險且要等。至於山地戰的法則就是“戰隆無登”。
賈林注：“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山地作戰，隻宜居高臨下地俯衝，不宜自下而上的仰攻。
關於江河作戰。孫子講了五層意思，也就是五條原則：第一，“絕水必遠水”，部隊通過江河後必須迅速遠離河流，目的是避免背水作戰，退無所歸。遠離江河，既可以引誘敵人渡河，迫敵於背水之地，又可使自己進退不致受阻。第二，“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半濟而擊”，即乘敵軍半數已渡，半數未渡之時發起攻擊。這一江河作戰的原則，古往今來許多戰爭實踐所證明，是一條行之有效的原則。例如，公元前506年，吳軍在柏舉（今湖北麻城附近）
擊敗楚軍後，乘勝追擊，於清發水（今湖北安陸西的溳水）追上楚軍。
吳王闔廬正要下令攻擊時，其弟夫概認為：困獸猶鬥，何況人呢！於是提出“半濟而後可擊”的建議。經闔廬同意，乘楚軍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亂之際，發起攻擊，大敗楚軍。之後，吳軍連戰皆捷，很快占領了楚都鄙城（今湖北江陵北）。第三，“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這是江河作戰的又一原則。它包含兩層意思：如果我方決心迎戰，那就要采取遠離河川的配置，誘敵半渡而擊；如果我方不準備迎戰，那就阻水列陣，使敵不敢輕易強渡。公元前627年晉楚在泜水對峙就是前一種情形的寫照。晉將陽處父派人對楚將子上說：楚軍如果企圖一決雌雄，那麼我軍後退15公裏，讓你們擺好陣勢再開戰。陽處父的這一條誘兵之計被楚軍的孫伯識破了，看出這不過是“半涉而薄我”。由於晉楚雙方都不敢渡河，因此皆不戰而歸國。第四，“視生處高”，張預注：“或岸邊為陣，或水上泊舟，皆須麵陽而居高。”第五，“無迎水流”，是說不要處於下遊，防止敵軍從上遊或順流而下，或決堤放水，或投放毒藥。公元前525年的吳楚長岸（今安徽當塗）之戰中，楚國令尹陽占卜戰爭的結果不吉利。司馬子魚說：“我得上遊，何故不吉？”於是出戰，果然大敗吳軍，奪得吳國巨型戰船“餘皇”。由此可見，水戰占據上遊，有地利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