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軍隊越境千裏,在異域(別的諸侯國)作戰,地形複雜,情況多變,通訊聯絡不便,因此孫子才提出“九變”,為將爭“權”。這一思想與他在《謀攻》中批評國君為患於軍的三種情況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為將帥爭取社會地位,爭取發揮才智的客觀條件。
將帥“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對以上九條機斷處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條件對戰爭的輔助之功;又可以給將帥提供施展韜略的機會,“得人之用”。“得地之利”與“得人之用”,孫子在這裏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的關係辯證地統一了起來。
(二)趨利避害,防患未然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是孫子在本篇中所表達的又一個重要思想。他要求將帥必須克服性格上的弱點,做到全麵地看問題,在有利的形勢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麵,在不利條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麵,這樣才能趨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說明智的將帥考慮問題,總是兼顧到利與害兩個方麵。在有利的情況下想到不利的一麵,事情就可以順利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想到有利的一麵,禍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對於敵人,要盡量造成和擴大敵人的困難,使其變利為害,變小害為大害。辦法是:“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對於自己,則要防患於未然,有備無患,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不來不攻上麵,而要充分準備,使敵人無機可乘,無懈可擊。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是孫子在本篇中所表達的又一個重要思想。他要求將帥必須克服性格上的弱點,做到全麵地看問題,在有利的形勢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麵,在不利條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麵,這樣才能趨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說明智的將帥考慮問題,總是兼顧到利與害兩個方麵。在有利的情況下想到不利的一麵,事情就可以順利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想到有利的一麵,禍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對於敵人,要盡量造成和擴大敵人的困難,使其變利為害,變小害為大害。辦法是:“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對於自己,則要防患於未然,有備無患,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不來不攻上麵,而要充分準備,使敵人無機可乘,無懈可擊。
軍事上的被動形式,也會包含著主動因素。有計劃地讓出部分土地,以換取行動上的主動權;故意付出某些犧牲,以麻痹敵人;放棄眼前的局部小利益,以爭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為利之舉: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曹操因兵少糧缺,士卒疲憊,後方不穩,處境困難,打算退保許冒。謀士荀彧認為:我以“十分居一之眾”的劣勢兵力,阻擊袁軍達半年之久,眼下袁紹的力量已經衰竭,局麵必將發生變化,這正是出奇製勝的大好時機。
曹操采納了苟或的意見,決心堅持危局,加強防守,乘隙破敵,不久,曹操烏巢焚糧,一舉打亂袁紹的陣腳。隨後又乘勝反攻,贏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這是從己患認識敵患,持重待機,轉患為利。
孫子關於有備無患的觀點是積極的,有價值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現代國防科技之進步,即使是洲際導彈,也不過數十分鍾就可射到數千公裏外的目標,因此現代戰爭己無平時戰時之分,故要隨時提高警惕,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