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軍隊越境千裏，在異域（別的諸侯國）作戰，地形複雜，情況多變，通訊聯絡不便，因此孫子才提出“九變”，為將爭“權”。這一思想與他在《謀攻》中批評國君為患於軍的三種情況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為將帥爭取社會地位，爭取發揮才智的客觀條件。
將帥“君命有所不受”，既可以對以上九條機斷處置，主要是“得地之利”——取得地形條件對戰爭的輔助之功；又可以給將帥提供施展韜略的機會，“得人之用”。“得地之利”與“得人之用”，孫子在這裏把人與物、主觀與客觀的關係辯證地統一了起來。
（二）趨利避害，防患未然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是孫子在本篇中所表達的又一個重要思想。他要求將帥必須克服性格上的弱點，做到全麵地看問題，在有利的形勢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麵，在不利條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麵，這樣才能趨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說明智的將帥考慮問題，總是兼顧到利與害兩個方麵。在有利的情況下想到不利的一麵，事情就可以順利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想到有利的一麵，禍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對於敵人，要盡量造成和擴大敵人的困難，使其變利為害，變小害為大害。辦法是：“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對於自己，則要防患於未然，有備無患，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不來不攻上麵，而要充分準備，使敵人無機可乘，無懈可擊。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是孫子在本篇中所表達的又一個重要思想。他要求將帥必須克服性格上的弱點，做到全麵地看問題，在有利的形勢下要看到不利的方麵，在不利條件下要看到有利的方麵，這樣才能趨利避害，防患未然。他說：“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說明智的將帥考慮問題，總是兼顧到利與害兩個方麵。在有利的情況下想到不利的一麵，事情就可以順利進行；在不利的情況下想到有利的一麵，禍患就可以解除。因此，對於敵人，要盡量造成和擴大敵人的困難，使其變利為害，變小害為大害。辦法是：“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對於自己，則要防患於未然，有備無患，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無侍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敵人”不來不攻上麵，而要充分準備，使敵人無機可乘，無懈可擊。
軍事上的被動形式，也會包含著主動因素。有計劃地讓出部分土地，以換取行動上的主動權；故意付出某些犧牲，以麻痹敵人；放棄眼前的局部小利益，以爭得全局的大利益，等等，都是以患為利之舉：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曹操因兵少糧缺，士卒疲憊，後方不穩，處境困難，打算退保許冒。謀士荀彧認為：我以“十分居一之眾”的劣勢兵力，阻擊袁軍達半年之久，眼下袁紹的力量已經衰竭，局麵必將發生變化，這正是出奇製勝的大好時機。
曹操采納了苟或的意見，決心堅持危局，加強防守，乘隙破敵，不久，曹操烏巢焚糧，一舉打亂袁紹的陣腳。隨後又乘勝反攻，贏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這是從己患認識敵患，持重待機，轉患為利。
孫子關於有備無患的觀點是積極的，有價值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現代國防科技之進步，即使是洲際導彈，也不過數十分鍾就可射到數千公裏外的目標，因此現代戰爭己無平時戰時之分，故要隨時提高警惕，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