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每次到訪重慶南開中學看望張伯苓，對其辦學成績總是讚不絕口。1943年12月，重慶教育當局以“辦理成績甚佳”傳令嘉獎南開中學，同獲嘉獎的還有清華所辦中學和市女中兩校，清華之中學以注意學生營養，渝市女中以師生精神振奮而獲嘉獎。此前，蔣介石著《中國之命運》出版，重慶南開鄭重部署本校師生展開研讀，並由校長辦公室通告，有關研究報告須在規定時日內繕交，顯得頗為重視。為此，張伯苓還特別撰寫了《中國之命運與南開之教育——由“公能教育”進為“建國教育”》一文，文中提出：“今後南開教育方針，實有由‘公能教育’更進為‘建國教育’之必要。以‘建國’為教育之最後目標，以‘公能’為訓練之具體方針。彼此配合，相輔相成。”南開特有的公能校訓及教育，此時已然被塗抹上“黨化”色彩。不過，對於國民黨官場的貪腐現象，張伯苓私下也多有抱怨，尤其對於1944年冬桂林失守，致使日軍進占獨山，形成直逼貴陽，震動重慶的態勢大為不滿。蔣介石聞知，親自登門勸慰，解釋說：“我們與美國合作，確有攻擊日本的力量，請張先生安心。”意在消除其憤懣和疑慮。
八年抗戰終於迎來勝利，對於天津市長人選，蔣介石聽從張伯苓的建議，任命了張廷鍔。此人戰前擔任過該職，對南開有所助益，與伯苓先生私交甚好，但抗戰期間無作為，且有通敵嫌疑。陳果夫等強烈反對，國民黨內吵翻了天，要求蔣收回成命。蔣解釋道：“有關天津的事要尊重張伯苓先生意見，馬上不能改變，以後我再想法調整。”蔣隨即任命南開畢業的國民黨人杜建時為副市長，其後不久接替了張廷鍔。據《竺可楨日記》披露：國民黨內派係爭權激烈，一些小團體抱怨（蔣）主席對政學係言聽計從，使其把持權柄。“並謂最無恥者為張伯苓、蔣廷黻等，如張等不知斂跡，不惜以對付楊永泰者對付之……”楊永泰者，昔日湖北省主席，因內部權鬥遭暗殺。可知，蔣對張伯苓之倚重，曾引發國民黨內暗流湧動。
五
戰後，張伯苓一度赴美治療舊疾，蔣介石贈送一萬美金供其使用。這是張生平最末一次訪美，美國文教界盛情接待。美國人認為，張伯苓深得蔣先生信任與尊敬，卻不是國民黨的政治衛士，長期從事教育，實際上也是中國年長的政治家。敏感的美國觀察家特別注意到張在戰後中國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1946年12月，張伯苓回到上海，旋即赴南京，蔣介石設宴為其接風，主動提議在長春設立南開第三分校。翌年3月張返津，一個“喜訊”在等待他，天津市長杜建時報告，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漢奸中沒有一個戰前南開畢業生！張校長聞之甚感欣然，稱：“這比接受任何勳章都讓我高興。”
當年平、津官場知情人士有如下“推想”：鑒於參政會時期的經驗，蔣主席會讓伯苓先生在未來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倘不得已建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伯苓先生出麵組織國會，可為各方接受。如恢複先前林森做主席的架構，伯苓先生可謂最理想人選。如此推想，是因為看得出“蔣主席尊敬張先生，是另有用意的”。對此，張伯苓應能感覺到。1947年冬，在蔣介石安排下，張伯苓參選國大代表，南開校友組成“公能學會”幫助校長競選，外加三青團力量配合，終以十三萬餘票當選，據說個人得票數居全國之冠。到1948年初，南京便盛傳張伯苓將競選副總統，張出麵否認。同時，《大公報》報道，七十二歲的張伯苓“病體康複後，有時出席會議二、三小時，始終振奮不懈，每天在辦公室工作三小時”雲雲，似乎也在透露某種信號。3月底，行憲國大在南京開場，張入選主席團。其時，國共決戰已拉開大幕，張伯苓認定“戡亂在我看來隻是個時間問題”，頗為樂觀。6月間，經蔣介石提名，張出任考試院長一職。張伯苓走出這一步，南開內部有人勸阻，更有人“勸進”。“事後諸葛”式的正麵記載充斥相關校史文本，不完全值得取信。張氏長子張希陸就此講過這樣一番話：“我父親一生從年輕時就被人利用，現在家裏人（指南開人）利用他更不應該。”張大公子雖語焉不詳，意思卻很明白。
問題在於，張伯苓本人對於國內局勢嚴重“誤判”，即使到了這年8月仍表樂觀。可是，多少有些令人不解的是，國民黨退走台灣前，蔣介石父子幾次三番登門勸張“出走”，可去台島，也可去美國，並留下專機，隨時可用。此前張的家眷已被接到重慶，應該無後顧之憂，張伯苓留在大陸……
有人將張、蔣關係概括為“互相利用”，未免失之於簡單。張伯苓辦學求助於當政者，非蔣一人而已，何以對蔣情有獨鍾？蔣介石從多個渠道得知南開辦學聲譽，對張心生敬意，並非矯情作態；二人關係發展有一大背景，即中日交惡，危難日亟，禦侮求存，相互支持；二人早年均投身軍旅，對於教育與國家的關係理解，乃至學校管理方式，具有共識。至於張伯苓晚年“成於蔣亦敗於蔣”的大起大落，人們慨歎“生於末世運偏消”之餘，隻能從深邃曆史中尋覓題解了。
張伯苓是否屬於嚴格意義上的人文知識分子，尚有歧見。張中行《流年碎影》和何兆武《上學記》等書中，有關張先生的記述頗有“不敬”。曾在南開任教的蔣廷黻、方顯廷等人回憶錄中，隻恭維老校長的辦事能力，甚少提及其學養。南開元老黃鈺生稱伯苓先生“善辯而不文”，乃“教育實行家”，而非理論家，表述婉轉而接近實情。據南開另一元老喻傳鑒回憶：校長出門，必帶三部書，《四書》、《聖經》和《三民主義》。嚴修先生出身舊學，尋得有些新學背景的張伯苓一同辦學，亦可謂“中西合璧”。範孫先生早年出仕，晚歲則一心辦學，即使好友袁世凱後來屢屢委以高官，亦心靜如水，不為所動。伯苓先生一生大半精力經營南開學校，聲名鵲起，讚譽者眾，而晚年卻情不自禁地投入政治激流，終至落得“晚節不保”。看來，他尚缺乏嚴先生那種眼光和定力，這與學養底蘊是否有關呢？值得玩味。
（梁吉生編撰：《張伯苓年譜長編》上、中、下三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