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神機師的組成，本來就是由長安城內各大勢力，一起出人出錢組建的，所以他隻是變相的采取一種架空，比如神機師副統領司徒文斌，他指揮的三支神機師千人隊，由葉家和虢家的人馬構成，反之葉振寧副統領指揮的三支千人隊，則是由司徒家的人馬組成。
雖然這樣的做法和認知，都是沒有問題的，出發點當然也是不容置疑的，可實際情況如何呢？
副統領司徒文斌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控製麾下的三支千人隊，無法搞臨陣投敵，但是卻可以間接讓麾下士兵去送死，這就像在二十一世紀，因為異地為官，出現的一些不容忽視的現象，由於個別地方的官員換得太勤，客觀上導致了部分官員，因為政績觀的扭曲，過於急功近利大搞立見成效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而不願去立足本地，長遠的去抓那些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城市基礎工作，甚至一見到棘手的矛盾困難，就躲著走、繞著幹。
一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一些久拖不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往往也與此有關。
預防官員腐敗也是一樣，一起起觸目驚心的腐敗窩案、串案，一個個倒下去的異地為官的一把手，其實還是因為在官員的監管體製製度建設上，出了大問題。
在製度問題上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對官員手中的權力和行使過程，缺乏有效的監督，這樣腐敗官員就形成了，官到這一級，就沒人管！
缺乏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勢必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真理，所以就連穿越之古代社會的黃子軒，也不免遇到了一次血淋淋的教訓，作為一個大權在握的官員，倘若在任職時候，還是有很多的空子可以鑽的，說了算、一言堂，都是要不得的。
可見，官員交流和異地任職，固然很重要，但與此同時，還應當著眼於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員監督機製，一套真正反映官員實績的政績考核機製，不管一個一把手官員在哪裏任職，都能受到有效監督製約，都能獲得客觀真實評價。
不能把官員廉政勤政的希望，僅僅寄托在換個地方幹之上，而是必須在有效約束監督官員權力行使方麵，邁出實質性步伐、拿出真正管用的措施，隻有這樣，官員人事製度改革，才談得上效益巨大、意義非凡。
不過在黃子軒意識到這些問題時，已經有點晚了，因為在司徒文斌的叛變下，長安城的東門已經被不攻自破，好在黃子軒就要心灰意冷之時，慕容墨帶領著五千精銳虎賁，及時趕到東門，暫時壓製住了東門的變故，但麵對數萬申侯、犬狄大軍，以及數千司徒家叛軍，還是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