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問與反思
章世鴻
讀《人民日報》高級記者肖荻同誌發表在2004年11月《炎黃春秋》上一篇反思文章，真讓人感到不寒而栗。寫當年劃右派後的經曆的文章，一般是談自己的苦難曆程，而肖荻這一篇則寫出了一個人靈魂深處遭受到的扭曲和摧殘，從而揭示了這場運動更深層次的悲劇性，這比僅僅寫肉體上的苦難更讓人感到戰栗。魯迅在讀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曾說，陀氏是在作品中拷問他寫的每個人物的靈魂。肖荻這篇文章也是寫他在劃為右派後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以求得自我解脫，但結果是迎來了更大的自我折磨。
肖荻很早參加革命，長期受過黨的教育，因而他並不自大。他從沒有認為自己比黨高明。他在勞改初期，曾千方百計想找到一種理由證明自己確是錯了，而黨永不會錯。他晝夜苦思，反複自問：渺小如我，難道會比偉大的黨組織聰明嗎？他認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錯誤肯定在自己一方。那麼，他究竟錯在哪裏呢？他苦思著，最後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把稻草，那是“階級本能”四個字，似乎他反黨的根源就在這四個字上。不是嗎？在理論上階級有“自在”與“自為”之分，那麼，他認為自己是否是在不自覺的“階級本能”驅使下，渾然不覺地鑄成大錯？他甚至痛斥自己是在風口上做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內應”。他硬把自己“異化”為階級敵人，從而認為自己確是右派。正因為如此，無論開除出黨，還是“保留公職勞動教養”，均為理所當然。於是他真心實意對自己提出要求，同過去的自己決裂、決裂，再決裂！憑借這樣一種自我拷問、自我鞭打，他甘心於眼前的苦難，無怨無悔地闖過了十幾年。
肖荻給自己戴各種帽子，說自己確是右派，這種心態現在看似難以理解。但在當時，並不奇怪。的確，我們不能如某些人，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早已洞察一切的聖人。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許多遭受打擊的人所作的檢討並非都是假的，許多人確實在觸及自己的靈魂，認定自己有錯，於是寫不完的檢討，做不完的自我控訴。這並非一味是假的。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心態，在“文革”期間，一些老幹部被造反派推向深淵，生命奄奄一息，臨死前還不忘高呼“萬歲”，以示忠心到底。這種靈魂深處的扭曲和反常，是對人性的徹底摧殘，大大強化了這種曆史悲劇的深度，讓你特別感到可怕。
肖荻說，一方麵是自我拷問，一方麵又自作多情。他相信了某種虛假的承諾，認為隻要能夠改造好自己，黨不會忘記自己。他曾多次幻想：有一天，他解放了，帽子摘了，原機關的人就會派車接他回去， 機關領導同他熱情握手，鼓勵加撫慰，於是一切恢複正常。他翹首企盼這一天。但後來他知道，這隻是自作多情的泡沫。所謂“回歸人民大隊”，不過都是幻想。而且有一天，當他真的摘掉帽子，“摘帽右派”還不一樣是右派嗎？依然是夜茫茫，路漫漫。
“文革”開始，形勢起了變化。社會上傳來陣陣腥風血雨。許多肖荻熟悉的領導人被紅衛兵批鬥摧殘的消息不斷傳到勞改農場。這時候，老右派們反而感到這個農場有些可愛。這裏似乎成了一個避風港。是呀！對一群匍匐在這裏的“賤民”，紅衛兵根本不屑一顧。穩穩當當做奴隸總比連奴隸也當不成好呀！肖荻在文章中分析當時自己的心態說：“至此，倘說戴帽打棍以來是憑借內在的思想鬥爭來化解重壓，那麼此時已變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來取得一種苟安了。”這又是多麼可悲可歎的心態！
右派，這個稱呼，在當時比現在的艾滋病患者更可怕，人人避之，唯恐沾邊。其實被壓在最底層的人往往有一顆最純潔的心。曆來反映人道主義思想的古典文藝作品都是這樣寫的。中國的右派，曾是20世紀中期中國的一群新式奴隸，外界並不了解，而肖荻則同他們日夜相處，目睹許多典型人物，讓他永生難忘。在他寫的這篇反思文章中介紹了幾位，有名有姓，讓我們也開了眼界。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