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言之，基於日方無意與中方全麵開戰的判斷，蔣希望通過自己的強硬立場，來逼使日方退縮。其實，中方當時也沒有做好與日本全麵開戰的準備。有情報表明：1936年，日本政府所擬定的《國防方針》，已決定將對蘇作戰列為首要之務；1937年4月，日本“四相會議”（外務相、大藏相、陸軍相、海軍相）又擬定了《對支實行策》及《北支指導方針》，決定不再挑戰中國政府之尊嚴，不再在華北擴大衝突的層次，以緩和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進而利於對蘇備戰。但日軍稍後的動作，卻與******“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的判斷背道而馳。
因為日方決策層認為：隻要足夠強勢，按以往慣例，國民政府必將屈服。
確如******所料，“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日本軍方與內閣，均於7月8日作出了“不擴大”的決定。但這種“不擴大”，乃是指將衝突控製在華北，而非控製衝突的升級——在日本的戰略計劃裏，掌控華北的資源，始終是其對蘇作戰準備的關鍵一環。所以，在7月11日，內閣一麵主張“不擴大”，一麵同意了陸軍省部要求派遣3個師團來華的要求；首相近衛文麿也在當天發表公開談話：為了敦促國民政府反省，“派遣關東軍、日本朝鮮軍以及從日本本土調派相當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近衛文麿的判斷是：隻要日方表現出派兵的強硬姿態，按以往慣例，“中國方麵會屈服”，那麼事件就會在短期內獲得解決，不會擴大為兩國的全麵戰爭。
對近衛文麿關於增兵華北的公開談話，******的判斷是：其目標仍在華北，而非對整個中國開戰，增兵乃是為了逼迫中方屈服。作為回應，蔣遂發表了立場同樣強硬的“廬山談話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對華北的野心。但讓蔣意外的是，日軍的增兵之舉，絲毫未受“廬山談話稿”的影響。
日方之所以無視蔣的“廬山談話稿”，乃是因為其陸軍內部，“擴大派”力量早已壓過“不擴大派”，且“一擊論”盛行。如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與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等，均主張趁機給國民政府一次沉痛打擊，使其轉變抗日態度，以“一擊”徹底解決中日問題。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不可能統一的弱國，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如能使中國屈服，將華北納入日本勢力範圍，可加強對蘇聯的作戰體製，盧溝橋事變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契機。”這種“日本如能強勢，中國必將屈服”的判斷，與首相近衛文麿高度一致，而與******的“通過強硬立場逼使日方退縮”的策略高度衝突。
日本一心要壓迫蔣屈服，蔣一心要逼退日本對華北的野心。互不退讓的結果，是日本本土的7個師團及東北的3個師團，開始集中向華北出動。大約在7月24日，鑒於大軍壓境，******終於不再堅持自己“決不致因此而引起戰爭”的判斷，轉而認為“日人已大舉侵華，預料一星期內必有大問題來尋”，開始緊急備戰。28日，華北日軍對中國軍隊發起全麵攻擊。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軍被迫撤離北平。同日，蔣部署聯蘇外交，並召開記者會，宣布：當前事態，已是中方“最後的關頭”，全麵的武裝抵抗是唯一的選擇，“局部解決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沒有了”。
蔣決心抗日的緣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他是親英派，但是他不是賣國派。
8月7日，蔣約集各派係軍閥領袖，在南京召開國防聯席會議，與會者一致讚同抗戰，承諾“今後軍事、外交上各方之態度，均聽從中央之指揮與處置。”全麵抗戰，遂倉促爆發。
國民黨政府於8月中旬發表《自衛宣言》，起來抗戰，並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同時，南京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陝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9月按戰鬥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不久以後，南方各地的紅軍遊擊隊也改編為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當時抗日戰場，是正麵以各係軍隊和中央軍為主抵抗，而八路軍新四軍則是深入敵後。當時的國民革命軍，不僅僅是******的國民黨軍隊，它還包括了湘軍川軍桂軍等地方部隊以及紅軍。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是意義不一樣。
抗日戰爭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從此，一場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堅力量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蔣的判斷沒有錯，美國人收手了，在下去，日本就要損害英美利益，自然是不允許的。可是日本人習慣了中國的不斷退讓，而且一直以來四周遊牧民族的特性就是涿鹿中原，好不容易可以打中國，停下來不是開玩笑。全麵侵華，已經是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