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韓琦、富弼的功績有什麼關係？”趙頊盡管明白包綬所說的道理，卻覺得包綬這是扯開話題。
“韓琦、富弼，他們的田產就是這麼經營的。凡是投靠他們的客戶，隻要努力經營，最後都能積蓄家資，最後購買一份自己的田產。而韓琦、富弼也不會阻擾他們離開。很多百姓受益於他們，也感恩於他們。他們雖有大量的田產，但租金卻非常低，有效地經營不但擴大了他們的田產，也讓投靠他們的客戶百姓富裕了起來，有了能力離開。至於高利貸，雖然有，但都是對那些豪賭的貴族子弟而言，對於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錢卻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韓琦、富弼在邊疆立下的戰功，聖上應該也是知道的。望聖上明鑒！”包綬拱手說道。
“這麼說，均田令不適合推行了？”趙頊沉思了一會兒，開口問道。
“廢錢令規定，朝廷所征賦稅隻征交子。普通百姓通過副業就能上繳賦稅，這有利於百姓提高抵禦天災的能力。因為賦稅隻征交子，地租也變成了交子，佃戶隻需上繳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繳地主規定的農產品而遭受地主與商人的聯合剝削。隻要聖上限定地租的範圍，令各級衙門統籌水利，廢錢令足於應對大宋存在的貧富差距，均田令沒有推行的必要。”包綬進一步解釋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麼副業？”趙頊對大宋的農業生產狀態的確了解不夠，聽到這裏，不由得再次問道。
“副業比較多了，飼養家畜，進山捕獵，外出進作坊務工，或是給地主豪族做短工。這些副業所得，比較穩定，不會受天災的影響，所得交子足夠他們繳納賦稅了。方田令規定，納稅不再分戶等，農稅隻納田畝稅。隻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夠勤快，富起來不是難事。”包綬見趙頊聽進去了，心裏暢快了許多，進而解釋道。
宋朝，與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趙頊與王安石等人談論的也是百姓的生計問題。曆史上，司馬光反對變法，也是從百姓的生計考慮的，堅持“財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學家程顥更是發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聲音。宋朝的士大夫們雖然安逸奢侈了一點，但是大宋養士百年，他們風骨都硬的很，貪汙和欺壓百姓的事情少得很。
對比各朝代，宋朝對百姓也是最好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想擴大皇宮，嫌百姓在皇宮外叫賣很吵，為百姓開小攤堵塞禦街煩惱，但都因為怕百姓不喜，沒有采取強硬措施，宋仁宗也沒有因為自己想擴建皇宮而強迫百姓拆遷，那些叫賣的小販從來沒有遭到過驅趕。比起後世的城管，宋朝的這些事情簡直不可想象。
宋朝的這種民本思想，即便是後世的中國都沒有達到。為什麼原來要分戶等？為什麼不會驅趕百姓？宋朝與唐朝征稅方式是不同的，唐朝征的人丁稅，而宋朝征收的是財產稅。征收財產稅必然要按財產的多少區分百姓戶籍的等級。
這種征稅方式一方麵是承認了百姓財產的私有權，並且朝廷保護這種私有權；不抑兼並，允許土地買賣，就是保護百姓對私有財產的支配權；另一方麵承認了百姓私人相當程度的自由經營權，自產自用不是一種經營權，隻有生產了拿出去賣，才是一種經營活動；承認百姓的經營權，是宋朝商業發達的原因，也是商業發達的表現。
放在後世，你開個工廠，你造個房子，你不花錢去向國家購買經營權試試，第二天就拆了你家房子。街頭小販為什麼被城管追得滿街跑，不就是沒有經營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