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小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在電影的敘事中卻並未體現。盡管電影使用了畫外音以及閃回倒敘的敘事方法，但整部電影卻是透過客觀化的視角來進行故事講述的。由於文字和影像在表現方式上存在差異，因此電影不可能達到和小說完全相同的敘事效果和讀者（觀眾）感受。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即便電影將畫外音技術作為一種模擬小說第一人稱敘事的方法，觀眾依然會意識到所觀看到的影像中的客觀層麵，因為這些影像不僅包含了主角之所見，同時還暗含了其他許多東西。”[4] 譬如，在原著中，英式田園風光及其表征的英國性和帝國神話被史蒂文斯的不可靠敘事所消解；但是在電影中，這種鄉間景觀被攝像鏡頭詩情畫意般地展現在觀眾眼前。田園風光、鄉間府邸等意象作為英國性的視覺表征被簡單直接地呈現給銀幕前世界各地的觀眾。這種不加解釋、毫無評述的客觀展示無法具備小說不可靠敘事的反諷效果和顛覆力量，非但不能產生原著達到的對英國帝國神話的消解作用，反而有可能強化民族認同偏見以及對已逝去的帝國光輝歲月的懷舊之情。
由此可見，敘事時間框架較之原著的變化使得電影脫離了原有的社會曆史背景，讓作品的重心從社會批判和政治訴求轉向情感渲染、人物塑造和故事講述，從而弱化了電影的政治含義。與此同時，敘事視角從小說中的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到電影裏近似於全知視角的客觀敘事的轉變則消解了小說具有的反諷效力和顛覆力量，進而凸顯了電影“非政治”的特征。由此，較之於同名小說，電影《長日留痕》更像是一部展示英格蘭鄉村田園美景的旅行觀光片。
二、故事情節的更改
和敘事層麵的改動相比，電影創作者在《長日留痕》故事情節上做出的更改則要更加明顯。與前者類似，這些改編進一步緩和了小說的社會政治批評，使得電影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和小說相反的主旨思想：石黑一雄的小說旨在解構本質主義的“英國性”神話，以此反擊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國內保守勢力在民眾中煽動的對帝國時代的懷舊情緒及其所宣揚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英國民族認同觀；而伊沃裏的電影則塑造了一個靜止不變的英國意象，強化了小說所試圖解構的英國民族神話，從而滿足了全球市場中的消費者對英式管家、英國田園風光以及鄉間豪宅等文化符號所表征的“英國性”的想象。“英國性”這一關於英國民族認同的複雜概念不再被協商或動態地建構，而是作為一個早已給定的陳列品，通過電影畫麵，向北美及全球觀眾展示。
如前所述，故事伊始，史蒂文斯駕駛主人的汽車去英格蘭西部會見肯頓小姐。電影在此處對原著內容進行了細微改變。原著中史蒂文斯乘坐的福特汽車（美國品牌）在電影裏變成了戴姆勒牌（德國品牌）。在小說中，作為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象征的福特汽車代表著美國在戰後政治經濟文化秩序中的全球霸主地位及其對英國的全方位控製。而在電影裏，福特汽車的缺場則維護了一個僅存在於對往昔帝國歲月的回憶中的、免於美國所代表的“福特主義”全球化大生產和消費模式所玷汙的英國意象的純潔性。從這個看似細微的改變中折射出來的是一種懷舊情緒，一種對早已消逝的、曾經稱霸世界、不受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影響和控製的大英帝國的深切緬懷。
除此之外，電影和小說對史蒂文斯的服飾的不同處理方式也具有深刻的含義。原著通過服裝的隱喻凸顯了“英國性”的模擬和操演的特性，電影則抹除了這個反諷式的操演過程，中和了史蒂文斯通過服飾進行身份模擬所產生的諷刺意義，反而使得影片所呈現的考究的服飾成為想象的“英國性”的又一個標識。在原著中，服飾是史蒂文斯操演其民族身份、扮演英式紳士的重要道具。開始旅行之前，史蒂文斯精心地挑選服飾。而他所挑選的服裝都是達靈頓勳爵或其他王公貴胄贈予他的華服。正因為衣著考究，史蒂文斯在旅行途中兩次被人誤以為是來自豪門的紳士。而“英國紳士”正是史蒂文斯所定義的英國民族認同的組成部分。史蒂文斯對紳士的“扮演”暗示了民族認同的操演性和人為建構的特性。然而在電影中，上述情節被大部分刪除，而僅保留了史蒂文斯在鄉村酒館被當地村民誤認為從事外交工作的紳士的橋段。連同故事情節被一道抹去的則是小說通過服飾隱喻對民族身份的反思，留下的則是史蒂文斯的華麗著裝。影片中所呈現的考究服飾，連同達靈頓公館的宏偉建築、精美的內部裝潢、別具風格的家具陳設等一道，成為帝國時代英國性的抽象標識。這些符碼並非指涉現實世界裏那個“真正的”英國。相反，它們的功能僅僅是滿足北美觀眾對位於大洋彼岸的一個早已不複存在的帝國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