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原著，在圍繞裘弟飼養小鹿、與小鹿為伴，直至小鹿踐踏玉米苗，最後被殺死的主線，電影突出了貝尼與裘弟間的父子親情。在傳統的父權製社會家庭中，多由“家中的天使”——女性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而“父親”往往主外，對孩子缺少細膩的關懷和照顧。繼19世紀末西方掀起第一次女權主義浪潮之後，遲至20世紀60年代才在美國出現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貝尼的“父親”形象迥異於傳統的嚴肅專製的刻板父親形象，而是父親的陽剛與母親的溫柔體貼兼而有之。他對裘弟貪玩、喜歡沉湎於大自然的習慣深深理解，他一直小心地嗬護著裘弟稚嫩的心靈，竭力滿足著裘弟作為孩子的本真欲望，正如在片尾貝尼說的那樣：“我希望你的人生輕鬆，比我的輕鬆一些。”無疑，由頗具陽剛之氣的格利高裏·派克精彩演繹的貝尼形象會給電影觀眾帶來一鼓清新之風，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電影導演和劇作家也恰到好處地抓住了觀眾的這一心理，將貝尼對裘弟的疼愛，父子聯合應對母親斥責等情節置於突出位置，從而也引起電影觀眾的感動。
這部電影還有多處暗合美國民族精神和性格之處。20世紀四五十年代，處於高度工業文明中的美國觀眾，從此部電影中，可以重新回顧美洲新大陸最初一片蠻荒，各種野生動物頻頻出沒，早期拓荒者艱辛勞作、艱難生活的情景。裘弟的母親對裘弟在感情上常常表現得很“冷漠”，直到影片最後才主動對裘弟表達其內心深處的真實愛憐。其實，裘弟母親是有其內在苦衷的。在荒野中生活，幾乎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生病多數是靠采集一些特殊的植物治療，導致裘弟母親在生裘弟之前已經接連失去了三個孩子；此外，他們常常遭遇天災，如電影中再現了原著中那場下了七天的大雨，大雨毀了裘弟家的所有農作物，不難想象，挨餓是他們時時要麵對的威脅。
然而在再現傷感情調的同時，正如我國現代女作家張愛玲在翻譯這部小說的譯後記中所言：“（羅琳斯）她以一種詩意的傷感的筆調來表現他們，然而在悲哀中常常摻雜著幽默感，當代的批評家一致承認她的作品最精彩的時候確是不可及的，有風趣與溫情。”④ 電影在展現貝尼一家在荒野中的艱難生活的同時，也再現了許多讓人或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的場麵。如電影保留了小說中貝尼用“不中用的獵狗帕克”交換鄰居的獵槍、裘弟與鎮上小店老板的女兒之間的滑稽見麵、父子倆為奧利弗打架等幽默場景。顯然，這符合美國人樂觀、幽默的性格，因此，這些原著中的情節也當然成為編劇選取的側重點。正如《芝加哥論壇報》所評論的“這部電影是美麗而感人的”，但其一直貫穿著幽默的珠璉。
三、電影中生態倫理之缺失
此部電影被評價為“美麗”的原因，除了貝尼一家、裘弟與小鹿間動人的情感外，電影中展現的具有濃鬱異域色彩的佛羅裏達中北部的自然風光也不容忽視。無論是大片的原始叢林、廣闊平靜的湖泊、隨處可見的飄逸的西班牙苔蘚，還是黃昏時燦爛的晚霞，抑或是充滿靈性的野生動物，都對生活於現代都市中的觀眾具有特別的吸引力，甚至引起他們的懷舊情愫。
觀眾在電影中也會看到裘弟整日沉湎於美麗大自然的情節片段，尤其是他和小鹿在林中一起奔跑、跳躍，後來又有整個鹿群追隨的情節更是給人留下了無盡的回味。但對於原著中作家所著力再現的由貝尼傳達生態倫理思想的情節卻都遺憾地被電影劇作家忽略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大多數南方作家聚焦於南方獨特的種族、曆史等問題時，羅琳斯在作品中卻頗具前瞻性地表達了諸多生態倫理思想。生態思想之細流貫穿了小說原著的始終。貝尼成了作家本人的代言人。
小說中有多處表現作家生態倫理思想的情節在電影中被有意遮蔽。如在那場曆時七天的大雨結束時，貝尼對妻子說：“恐怕是上帝在提醒我們，得更加謙遜些，那就是說，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算是你自己的。”⑤ 但在電影中，貝尼的話被改編：“我們在世上所剩無幾了，讓我們感激目前所擁有的。陽光來了。”顯然，電影在這裏是重點凸顯貝尼的樂觀性格，而有意避開了貝尼表達的“人類應該在自然麵前保持謙恭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