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每一個單元內部，多個靈動搖曳，活色生香的小“板塊”，比肩而立，相映生輝。如第四章《皇甫莊》，依次寫了“偏要吃給你們看！”“琴表妹”、“一定要報這惡狗的仇！”“複仇”、“影寫繡像”、“範嘯風”、“女吊”；第八章《歸家》，先後出現了“梅雨”、“酒客”、“街市”、“早”、“《花鏡》”、“阿雲”。這些小版塊固然重在講述關於魯迅或與魯迅有關的情節與細節，藉此構成作品真實細密的生活質地；但同時又不忘在其中營造一種背景、一種情調、一種氛圍，一種或濃或淡、或隱或現的精神投影。而所有這些，最終都歸結為一個目的——烘托和映現在少年魯迅身上逐漸集結形成的那顆“苦魂”，以及這“苦魂”所蘊含的一種沉哀淒婉之美。麵對這樣的文字表達，我們不禁想起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裏對《紅樓夢》中榮國府和大觀園的精彩描述：“悲涼之霧，遍被華林”。其實，那走向敗落的周家台門和風雨飄搖的紹興古城，又何嚐不是內囊將盡的榮國府和三春過後的大觀園？當然更會聯想到魯迅那著名的詩句：“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自題小像》）當年孕育了魯迅“靈台”的故園，果真是“風雨如磐”！顯然，從整體結構入手，追求雋永的情境和濃鬱的詩意，洵為一部《魯迅傳·會稽恥》的突出個性和可貴優長。
按照夢陽的定位，《魯迅傳·會稽恥》連同整個“苦魂三部曲”都屬於傳記小說。這便意味著作家筆下的魯迅形象，兼顧了傳記的真實性和小說的藝術性，是這兩種元素盡可能完美的嫁接與融合。對此，作家曾有真誠的告白：我的基本創作原則，“與現在創編曆史題材影視劇所提出的口號相同：‘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力求藝術地再現魯迅的真實原貌和他所處的曆史環境。絕對不能胡編，更不能戲說。故事主幹必須嚴格遵循曆史真實，做到言必有據。為了文學的需要，枝節部分可以適當虛構和調整，但也必須合理。”從目前已有的閱讀效果看，作家是實現了自己的創作預期的，一部《魯迅傳·會稽恥》，無論“不虛”的“大事”，抑或“不拘”的“小事”，大都處理得穩妥恰當，流暢自然，從而在較高的層麵上獲得了傳記性和小說性，亦即真實性和藝術性的雙贏。
不過，在這雙贏的二者之中，我更看重的是後者，即一部《魯迅傳·會稽恥》在“小事不拘”方麵表現出的藝術匠心與小說功力。這不僅因為作家的身份本位是學者，立言“不虛”早已成看家本領，而行文“不拘”方更見挑戰性與超越性。同時還鑒於《魯迅傳·會稽恥》作為傳記小說，其“不虛”固然重要，但卻是許多魯迅傳記的共同品格和普遍追求；而“不拘”才是小說的個性所在與魅力所藏，也是“這一部”魯迅傳記的別具慧心，戛戛獨造。令人欣喜的是，在這一維度上，夢陽和他的《魯迅傳·會稽恥》用心良苦，出手不凡，其行文落筆、繪影傳形，多有可圈可點之處。不妨來看全書序幕中的“驚天大事”一節。這一大段全從想象中得來的文字，寫縣衙差役到周家新台門捉拿犯官周福清的場麵。那並排而行的高頭大馬；那雞飛狗跳的駭人氣勢；那頤指氣使，故作張揚，其目的卻在於勒索錢財的心理與做派，不僅活畫出舊時衙門的惡習，而且渲染了一種氣氛，以此烘托著周家的大禍臨門，進而奠定了全書抑鬱悲涼的敘事基調。第四章中的“複仇”一節，講述少年魯迅帶領皇甫莊的小夥伴，機智地打死了富人家放出的意在欺負窮孩子的惡犬。這個筆墨簡約的情節，雖然沒有多少“本事”可依，但是卻既符合少年兒童簡單直接的報複心理，又埋下了魯迅性格中剛毅、抗爭、嫉惡如仇的伏線。從這一意義講，“不拘”並非真的可以隨心所欲，而是仍然要顧及人情物理，要遵循人物的性格邏輯。書中的“冬雨”、“春雪”、“慰藉”、“無言”等多個小節，點染了少年魯迅與表妹琴姑的心靈相通和兩情相悅。此事在周建人的回憶中，可以找到一點史實的影子，但轉化為文學場景卻主要靠作家的虛構。而就實際的藝術描寫看，則充盈著靈動、簡約、內斂、含蓄的風致，且常常伴之以詩情畫意，其結果不僅豐富了少年魯迅的心理與情感空間，而且為展現他未來的婚姻與愛情生活，提供了有用且有益的元素。此外，三味書屋魯迅對陣“小頭鬼”；娛園內魯迅和四個表姐妹笑堆雪羅漢；窘困中魯迅夜讀李長吉；以及安橋頭家中魯瑞與琴姑融洽相處，杭州府獄裏周福清的憤然罵皇帝等，都寫得出神入化，恰到好處，從不同的角度彰顯了魯迅的少年風貌，以及那個時代的生活狀況。香港作家劉以鬯在談到傳記小說時認為：這種文體“可以用文學色彩使想像穿上真實的罩衣。”竊以為，《魯迅傳·會稽恥》中的藝術筆墨，恰恰具備了這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