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曆史主義視閾下的《紅高粱》影視改編(3 / 3)

而對於電視劇來說,其以電視傳媒為載體,覆蓋麵廣、接受便捷,傳播影響力較其他傳媒有明顯優勢,因此也成為反映國家意識形態和時代風貌最普及的通俗文化藝術樣式。從國家經濟政治層麵看,經曆了從20世紀90年市場經濟過快發展的矯枉過正,新世紀以來,國家頂層設計進行了及時調控,“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這樣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在黨的重要性綱領文件中。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更是成為當下炙手可熱的中國話語,“中國夢”的提出,不僅是在中國發展走到了極為關鍵的時刻,也是在國際格局日益複雜化的背景下產生的,所以,中國夢,是富民強國之夢,也是文化複興之夢。習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引導下,21世紀以來的文化領域,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回歸,成為文化產業的宏大敘事。電視劇《紅高粱》正是出現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編導在市場與政府、效益與責任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平衡點,用“政治娛樂化、娛樂政治化”[12]的方式構建了獨特的電視劇敘事方式,既符合電視劇情節曲折、精彩,人物個性鮮明、豐富的創作規律,又實現了“中國夢”語境下愛國主義精神的主旋律表達訴求。這使觀眾在一種精彩紛呈的通俗化的講故事方式中,找到了人的個性與民族大義有機統一的共鳴。這樣的敘事方式,在當下大眾文化時代的接受語境下,從傳播效果來說,更易於被普通大眾接受。據有關報道,電視劇《紅高粱》四家衛視收視率達到驚人的55%,網絡點擊率更突破30億次,對全劇的整體藝術風格,大眾普遍持肯定意見。業界專家對電視劇《紅高粱》的品格、品質、品相也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劇版《紅高粱》堪稱名著改編電視劇的範本。[13]從視聽語言看,電視劇版《紅高粱》視覺造型語言淡化了,雖然在劇中也出現了“顛轎”“野合”“祭酒”等場麵,但儀式感已經基本消失,鏡頭的重點是敘事和搭建人物關係,而不是美學表達。電影中“紅高粱”在風中狂舞的寫意鏡頭及象征激情的紅色調也被寫實的鏡頭和明朗的色彩所代替。誠然,媒介差異決定了電視更長於敘事,而電影更長於寫意,但創作意圖的轉換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電視劇編導明顯已經不再重在表達電影裏那種原始的生命力。我們還注意到,小說和電影裏出現的《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這首歌,在電視劇裏並沒有出現。這首歌曲在80年代那個剛開始走向思想解放的時期,可以說是膾炙人口,甚至成為當時的一個文化符號,卻為何消失在今天的電視劇版編導手下?看來“大膽”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主音符”,我們更需要“大膽”之後的“智慧”和“大義”,就像電視劇主題歌所唱的“九兒我送你去遠方”,這“遠方”可以暗指對夢想的追尋吧!其實,從鄭曉龍的一係列電視作品中,無論是內地通俗劇的發軔之作《渴望》(1990)中對世俗的、溫情平和的生活渴望的描述,還是出國熱背景下《北京人在紐約》(1993)反映的中國人麵對西方文明受到的誘惑,產生的迷惘和失控,或是市場經濟衝擊下離婚率高的現狀下表達婚姻美滿、相伴到老的愛情訴求的《金婚》(2006)和《金婚風雨情》(2010),我們都可以看到鄭曉龍善於緊跟時代步伐,滿足時代心理訴求的創作智慧,這些作品也為鄭曉龍獲得了諸多榮譽,證明了觀眾和社會對這種創作樣式的認可。

四、結語

福柯曾說過:“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影視作為一種文化藝術形態,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更是曆史的見證。如前對《紅高粱》改編的分析,張藝謀和鄭曉龍,這兩位分別來自電影和電視界的重量級導演,都找到了一種與影視自身發展規律,與當下中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息息相關的敘事方式,充分表現了他們對創作價值觀探索的一種自覺意識。這或許是他們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這對目前正在成長中的中國影視創作應該是一個有力的啟示。

[基金項目] 本文係廣西高等學校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培養工程(桂教人〔2013〕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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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劇版《紅高粱》乃名著改編電視劇範本[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