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永平的文學因緣和紅樓筆法(2 / 2)

海外華人文化界傳奇式大師,畫家,作家木心在他的文學回憶錄中說到,“中國是受了詛咒的民族”。中國人曆來在政治上顯現出領土割霸的決心,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創舉背後,一定有股源自封建皇權的詛咒在推動。一直以來,封建體製下的知識分子被迫淪為統治者欲望表達的吟誦者,和豐功偉業的雕塑者,一直到文革,仍逃不了這樣的命運。長期受這種詛咒的牽引、麻痹和奴役,更多普世民眾的命運顯得愈加悲切無比,其中尤以女性顯著。

世代飽嚐戰爭離散的辛味,到了李永平這代又長期遭遇大陸文化的遺棄,於是他不得不孤守一隅召喚母體,少婦、少女、妓女、老媽媽,個個詭秘香豔,他筆下的女性人物都活在了色彩濃烈的詛咒之中,宿命的標簽處處警醒著,“天上有雷,地下有閻羅”、“冤有頭,債有主”、“那對蝴蝶是一雙薄命夫妻,如今給十一害死了,天打雷劈,要受報應喲”……這樣的“報應”旋律始終貫穿於氤氤氳氳的香火清煙裏。

當年博爾赫斯就說過,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會讓你置身於一場“搏鬥的陰影”之中,閱讀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也同樣有這種壓抑,那些人物之間的搏鬥,道德的拷問,人性的複雜糾結,讓每一個讀者擁有欲罷不能的痛感。

有人給《吉陵春秋》定義為“紅樓筆法”。“紅樓筆法”,即這種在大陸幾乎失傳的“化石”語言的寫作方式必將引人關注。我相信《吉陵春秋》的淵源在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那裏。這並不意味著李永平是一個抱殘守缺的人。不過正如當年留學海外的胡適那樣,李永平既受過嚴格的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在觀點、方法上與大陸作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和升華,這使得個人自覺的努力更加有效,他的寫作姿態一方麵是對大陸長期以來漠視文言小說,使生動、精練的半白話語言長期處於半盲狀態的有力反諷,同時又對五四以來林紓主張“古文之不宜廢”的觀點給予了正麵支持和實踐。

在《吉陵春秋》中,作家對語言的打磨非常值得細啜,這得益於李永平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和對方言俚語的精辟運用,以及對語言陌生化處理和極端實驗的勇氣。比如小說中,“潑皮”這個詞很深刻,還有一個“創”字,給人的感覺用意很“邪”。另外,小說第119頁,有這麼一句話:“二十一歲那年,他穿了一身標騷的學生製服,把一張白削的臉皮刮得亮堂堂。”“標騷”一詞可謂神筆,活脫脫將一個紈絝少年的形象呈現了出來。另外,李永平在最後一篇“滿天花雨”中,用一個六個“紅”或“熱”字,將少女燕娘遊街時的麵羞之美勾勒了出來。作家的用心很明鮮,試圖利用溫婉的儒學語言,來挽救女性的純真性,以及泊在她們身心上的那片淨土。文學被賦予了救贖的可能,小說最後的文字裏,隱隱透著魯迅“為子君,為自己”式的傷逝,以及無盡的悔恨和悲哀。

真沒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李永平就已經令人吃驚地寫出具有原鄉意味的經典之作《吉陵春秋》,這是一塊由無數個吉陵接壤的巨大原鄉,那就是中國。

“人終究是要回家的。”現在,李永平已經回來了,駐足於每個華裔讀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