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的文學因緣和紅樓筆法
青春悅讀
作者：王西平
凡事皆有因緣，這一宿命論幾千年來始終貫穿於中國文人的思想體係裏。
然而當真正擺脫了遙遠的農耕文明和強權專製時，文人在語言上才顯現出極度的狂歡來，尊嚴和人格被贖回，文藝創作更加傾向於人性的發掘。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繼承、收獲了一批先進的精神遺產，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更加追求為人為文的自由性，像魯迅等一些具有領袖範的旗幟性人物，率先從自我標榜的內部出發，追溯、考證與文字之間的因果關係，在《南腔北調集》中，魯迅談到“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時，將文字的淵源歸咎於“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以致最終向國民性、人性的高度跨越。
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深受“五四”文學影響，如今已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重鎮之一。近年來，隨著兩岸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像李永平等一批馬華作家的旅台文學引進大陸並廣受熱捧，在世界華文界顯得格外耀人眼目。新一輪的華文尋根熱潮再度掀起，作家們紛紛執筆追尋離散因緣的自覺意識被推至空前的高度。每一個置於邊緣的海外作家，都有強烈的溯根願望，都有大中華情結，李永平自然也不例外。
正如同魯迅，每一個作家，小到個體人生，大到國民改良，都能找出與文字之間的絲絲縷縷來。作為第二代婆羅洲人，李永平從早期的《拉子婦》《吉陵春秋》開始，就給自己貼上了濃重的流亡標簽。在《吉陵春秋》簡體版序中寫道：1976年，“我”以一個“南洋浪子”的身份，結束了在台灣的遊學生涯，告別棲身的台灣，一路漂流，落腳美國新大陸。寥寥百十來字的開篇語，“浪”“漂”“流”“棲”“落”等離散味很濃的字眼頻頻閃現，我相信這絕非作家有意為之，而是試圖通過一段意味十足的文字，牽引與“一本小說”有關的諸多因緣。
一場生平的第一場雪，降臨異鄉，從沙撈越到台灣，再到美國東北的奧伯尼市，回鄉的路竟然充滿了鬧劇的味道，漸行漸遠的離愁，以及那塊永遠割舍不了的大陸，不會因為烏托邦式的浪遊而湮滅。李永平書寫《吉陵春秋》，竟然因了一場充滿幻化色彩的雪：自然恩賜的精靈，呈現出的是“寧謐、美麗、白皚皚”的圖畫，在這背麵，卻是一副“鬼魅似的，陰森森”的絢爛景象，這兩種迥然不同的畫麵，始終在李永平的作品中交織。那個寫進簡體版序的“老人”，就是這部小說的因緣所在，也是全部故事的玄機所在，現實中的畫麵帶來的刺痛，讓作家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追問：“她從何處來？往哪裏去？她背上那個鮮紅的沉甸甸的包袱，裏頭裝著什麼東西，隱藏著什麼秘密？她有沒有親人？”那個記憶中踽踽獨行的老婆婆，便是整個吉陵靈異的化身，也是唯一解讀婆羅洲的全部入口。
《吉陵春秋》由白衣、空門、天荒、花雨四卷組成，每卷又由三個小章節構成，每個小章節結構緊湊，收尾自如，獨立成篇。小說一開始，作家呈現了一幅流年畫卷，故事人物圍繞棺材鋪“啊咿出場”，從清純美麗的長笙，到鋪主劉老實，再到孫四房、春紅、祝家婦人，期間又夾雜著算命的、收破爛的、趕騾子的、坳子佬、老道師、後生小子、胖媽媽、老爹爹、娼婦老鴇等各色人物，風月、風情、風華、風物……統統搬到萬福巷這個無比鬼魅的舞台上，並逐一批算。“萬福巷”是整部小說的主線，人物的命運由一樁奸殺案牽引而來，故事豁然切開了它自身的“茬”，由“報應論”主導的敘述之軸緩緩地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