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初和舅婆他們一起吃飯，每天中午、晚上放學了就幫舅婆擀麵燒火。舅婆還兼著給上班的雙職工幹部照顧嬰幼兒，賺點油鹽錢，她的手不能包裹孩子，需要我幫忙，常常是我抱著哄孩子她忙著做飯，孩子需要喂奶或者送回家，尤其是雨雪天氣，這都是我的活兒。我記得有個孩子叫農國正，長得就像《閃閃的紅星》裏的潘冬子，白嫩胖墩可愛極了。有一回泥濘天我抱著國正在半道上摔趴在爛泥中，但我仍將孩子雙手高高舉在空中，未沾半點泥水，他媽媽見了非常感動，送我一個塑料皮兒的筆記本，那可是奢侈而難得的物什。
和舅爺舅婆同吃，極不方便。不能按時吃飯，上學經常遲到；我又太能吃，舅婆家做飯量很小，稀多稠少，我吃兩碗就不好意思吃了，總是半饑不飽。我和兩個老人睡個大炕，晚上我想看看書，舅婆心疼浪費電，就隔三五分鍾催我關燈睡覺，我隻好倒頭悶睡。
舅爺的院子不大，坐南朝北一座大瓦房，是解放前地主家的；西邊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隔成兩間，是兒子一家的；東廂一座土坯房，老人用來做臨時的客店，以招徠行商往客，掙點零用錢花。舅爺和兒子兩家，本來是一個院子，大門朝西同出同入，但有次打完架後兒媳婦發威，命令兒子在院子中間夯起一道小矮牆，隔斷了舅爺老兩口的出路。舅爺無奈就在東北角上挖倒半截土牆做大門，但還剩兩米來寬的一點空間，我動員舅爺說，幹脆在這點空當裏修一間小屋子，我分出來單住，這樣就不幹擾他們，而且舅爺還在城裏逢集天能多收幾個客人，我說修房的材料我來打湊，舅爺考慮再三後同意了我的請求。
於是，父親從山裏拉來一些胳膊粗的小椽子，我們挑了其中較粗的一根做房梁，我連偷帶摸弄來一些水泥石灰，又從老遠的紅溝裏背來一些墊底的石頭，我和舅爺打土坯壘牆，和泥抹灰，安門裝窗，前後花了兩個月終於壘出一間寬兩米長不到三米的“房子”來。門是半扇兒撿來的木板，窗子隻是做了個方框，中間插了兩根小木棍兒，以防小貓小狗鑽進去。我做飯用的二尺長寬的小案板，平時用來擀麵切洋芋，不用時就頂在窗口當窗扇。窗下壘了一個小灶台，安一口小鐵鍋，旁邊橫放著一隻從大姑姑家借來的小木箱，裝著我的日用品，箱子下堆放著柴火。最裏是一個長寬約一米五左右的小炕，炕上鋪了半截撿來的破席子和紙箱，再在上麵鋪了一張外爺家大黃狗皮褥子，還有媽媽縫給我的一床小被子，一個破布頭湊兩頭花的小枕頭，由於太窄，伸不開腳，隻好斜著身子睡。地上容不下兩個人站著，看書寫字就俯貼在箱子上麵。這就是我全部的家當和地盤，但謝天謝地我終於有一間單獨生活的“宿舍”了。
每當想起這間屋子的時候，我是既愛又恨，我在這間蝸室中生活了四年多，給了我苦讀的棲身之地，但也讓我吃盡了苦頭。冬天屋子是透風的，西北風吹打在窗台的案板上叮當作響，我不得不用柴棒子頂住以免“窗扇”倒下來。屋子像個冰窖，寒凍侵骨的土炕上，被子長期不拆洗，又髒又不保暖，老杜詩“破衾多年冷似鐵”，我完全能體會得到。盡管我將衣服褲子能蓋的全蓋在身上，但仍如蓋了張紙，我蜷縮在狗皮上像隻流浪的小狗，冰得牙殼子忍不住地打顫。夏天不怕寒冰，但怕雨淋。屋頂隻抹了一層泥，如果是暴雨還好，一會兒就過去了。一旦淅淅瀝瀝下幾天雨，屋子裏和外麵就沒了區別。有一次半夜被雨淋醒，發現被子已經全濕了，我趕忙將兩三個盆兒碗兒接到滴水的地方，但全然無用，因為到處都在漏水，我將一張大塑料單子綁在屋頂的四角，等塑料單子裏漏一盆水，我就倒一盆，一盆接一盆地倒，然後坐在下麵聽著雨聲發呆，滿臉是雨水和淚水，我嗚嗚咽咽地哭到大天亮。
就這樣撐到高二的第二學期，我就病倒了。因為長年累月的營養不良，又長期睡在冰冷的土炕上受潮氣侵蝕，身體完全垮掉。勉強熬到期末考試結束，平常兩個多小時就能趕回家的山路，我花了大半天歇了無數次才爬到家，一頭倒在爺爺溫暖的大炕上，臥床不起，從臉到腿起了一身的皰疹，痛癢至極，艱於喘息。大年初一，父親和鄰居從幾十裏外搬請來在當地有名的名醫給我診病，醫生說像是傷寒。整個正二月我都不能下炕，看著日出日落，人來人往，了無生趣。
慢慢歇緩到了春季開學，我先是報了名，領了新書，但隻去了一個下午，趴在桌子上不想起來，臉上仍是一層紅斑疙瘩，抬頭都沒有力氣。我找校領導說想休學，副校長說畢業班不可以休學，我一氣之下便發誓不再讀書，我想在家裏至少每天晚上有爺爺的熱炕暖火，不受寒凍，不怕雨淋，於是輟學回家。據說一中給我發了“肄業證”，但我從來沒見過。
4
農民的身份不用申請也不用誰批準，既然回到家裏，那自然是地道的農民了。也就是在那年，漳縣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先是將一個村分成三個自然組，我和小玩伴金德，春耕、夏耘、秋播、冬藏，都是放牛的主兒，我們先早早給自己打一捆柴草，然後搶大人的犁鏵學耕地，等大人耕完了，我們牽一匹馬拉著磨，站在磨上磨地，都幹完了，正是烈日當頂的中午，背著柴捆回家，又餓又累，汗如雨下。不久，土地被完全承包到家庭，開始家家戶戶各幹各活了。
九月夏收畢了，我受不了農活的苦，又想回到校園讀書，於是在外爺的“攻關”下，我這個被“肄業”的學生又回到了校園，但朱承業校長命令我去重新讀高一，於是我又成了高一的學生。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當年全中國學製改革，初二學生都升了初三，高一沒了生源，縣一中就在社會上招了兩個閑雜人員組班，當時統稱為“渣子班”，一開始就分文科、理科兩班，我自然成了文科“渣子班”的一員。
新的高一年級，就這麼兩個烏合之眾的班，但校方仍然高度重視，當成寶貝。文科班的班主任是已經退休又請回來的張繼業老先生，老人家幹瘦幹瘦的，走路背著手駝著腰，唯喜抽煙和看戲，抽一口就咳得要斷氣。縣秦腔劇團的美女有兩個是他幹女兒，老人家掙的工資，既不給兒子也舍不得自己花，全給幹女兒買吃喝了，換來的是看戲時坐特殊座位，並給我們炫耀說：“我看戲1排1號，看電影15排1號，全場最好的位置，你們一輩子都坐不到的。”隻要我們沒課，他就守在教室裏，如果有事就把我們反鎖在教室裏。我和邊疆有次從窗子裏跳出去到北渠上玩，被老人家瞅見了，就在渠沿上邊罵邊找，我們藏在麥浪中，他假裝看見了，威脅著喊：“我看見了，你們趕快出來，不然我一石頭就把腿砸折了。”“邊疆！你出來，你不要學他漆永祥狗油兒。”我們迂回在他背後跑回來，他罵累了返回來時我們已經在教室了，死不承認，於是他就打自己，然後拎著鋪蓋卷兒不幹了要回家（頗有“太爺老師”的風格）。我們太了解老頭的脾氣了，先是無人理會，等他快走到校門口時，再有同學出麵去拉回來，他就又接著幹了。老人家上地理課，最喜歡將地名配成絕對，比如“漢陽”對“汝陰”，“武功”對“文治”之類，他特別欣賞我，是我一生難得的與班主任短暫的和諧生活，每次考試他都拿我的卷子當標準答案，哪怕是我錯了，那也是對的。
語文老師高平先生，絕對是大帥哥，而且操一口標準的男中音普通話，漳縣廣播站遇到重大新聞什麼的，都請高老師誦讀稿子，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有一比。老師寫一筆秀美的楷字板書，下課後我們舍不得擦掉。他常常坐在宿舍門口，一個一個地讓我們輪流背書，我們用漳縣話一開口，他就大吼“用普通話”，於是我們羞答答地用漳縣普通話背課文。
曆史老師趙康興先生，漳縣鹽井人，是絕對的權威。他戴一副近視鏡，陰陰地笑著。瘦瘦的個兒，但腿腳麻利，是一個舞拳弄棍的高手，每天早晨都要練功，他還是學校武術隊的教練，所以學生有點怕他。老師畫一手好畫，學校板報大都請他畫插圖。兩個兒子趙華、趙強比我們小，在上初中，跟著他練武。老師的心愛之物是一輛永久牌自行車，他的車永遠都是嶄新的，輻條鋥亮，遇到水遇到泥，他就扛著車走，決不讓車沾水和泥，這車子他兒子都不讓騎。趙老師不苟言笑，但有時有些冷幽默，一針見血。他的教案經常更換，講課繪聲繪色，能將過去的曆史講得活靈活現，我大學上了曆史係，也有受趙老師的影響。
政治老師範興業先生，武山人。範老師先後在武當、馬泉、柯寨等中學教書，後來在一中教學，在漳縣待了一輩子，把一生貢獻給了漳縣的孩子們。那時條件非常艱苦，老師帶著兒子提高上學，既當爹又當娘。範老師圓圓白淨的臉上，架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特別像《小兵張嘎》電影中那個被嘎子扣了西瓜的翻譯官。老師特別內秀，吹拉彈唱，樣樣能行，我們參加歌詠比賽，記得有一首歌叫《我們愛唱四化歌》，就是範老師為我們改歌詞編曲的。老師板書一般，但毛筆字特好，教室的標語都出自他手，他還能做一手的好木活，閑時就見他在房間裏刀砍斧剁地忙活，老師們家具壞了，也都是範老師給修理。老師的政治課上得最好，他不是那種一年一換教案的人，而是在舊課本上圈畫得密密麻麻，將新內容加在上麵，三言兩語，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是政治課絕對的權威。
老師都是好老師，學生也都認真地在學習。“二進宮”而且又是從高一讀起，我開始有些壓力了。因為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因為包產到戶每家分頭牛或羊的原因，都成了放牛娃，隻有我和在馬泉中學讀初中的一個學生仍在念書，我想如果再讀三年仍然回家種地，恐怕是無法給父母也無法給自己交代，更對不起年邁的爺爺、外爺和外婆。於是，我便有了些小小的誌向，我初中的同學梁見明在渭南師範畢業，我便超越了想當公社廣播員和想當兵的目標，把渭南師範定為我奮鬥的最高目標。
我的身體仍然孱弱不濟，暑期收割時節，我先到大姑姑家幫忙割麥，回家後正是雨後光景，無法下地，我就幫父親牽馬馱糞往地裏送。我站在馬頭前感覺有點迷糊，就抱著馬頭想立住腳，卻一頭栽倒在馬蹄下，等我醒來時已經被父親背在爺爺的大炕上，七嚎八吼的一堆人在圍著叫我，原來我是昏死過去了。媽媽用筷子撬開我的嘴，灌了半碗蜂蜜水，又拍又打的才蘇醒過來，後來一查是嚴重的低血糖，於是天天輸鹽水，直折騰到九月開學，麵色黃蠟，身如蘆柴，真成弱不禁風的“林妹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