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兒郎當上高中
敘事史
作者：漆永祥
我在馬泉中學上了兩年半的初中。1978年秋，雖然沒學英語，雖然不懂漢語拚音，雖然一元二次方程我不知道有兩個根，但我仍然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是這所山溝初級中學的“狀元”，而且畢業證上就大大地寫著“第一名”，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狀元”經曆。推薦上高中，已經沒有那樣的美事了，我用三驢給我的5斤糧票5元錢，到縣城去考試，回到家裏感覺考得不好，就複習準備報考中專（當時初中生也可以考）。有天我趴在炕上念書，進城的鄰居回來說縣一中門口張榜，你娃考上高中了。我聽完就衝出門去，一口氣跑了三十裏，到一中門口見榜單殘破不全，而且找尋不到我的大名，問過老師說的確有我，名次也就中等而已，但無論怎麼說我終於可以到漳縣一中讀書，開始我的高中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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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已經打倒，流毒據說正在肅清；萬象更新，廣播說“科學的春天”也將要來臨。開學伊始，朱承業校長將全校同學集中在校門口院子裏，講當年高二畢業生漆元、郭開雄的高考故事，他們一個考上蘭州大學，一個上了陝西師範大學。郭同學原來物理考0分，高考時考了90多分，校長激勵大家向他們學習，爭當飛出山溝的“金鳳凰”，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增磚添瓦。我在下邊和同學們打鬧，根本就沒有聽進去幾句，因為我覺得大學是天邊的彩雲和水中的月亮，虛幻而捉摸不到。我心中比起小學時，野心也不小，那就是再長高點個兒、長多點肉能到50公斤，我就可以參軍了。
“文革”期間，漳縣一中在城西北的紅溝裏修建了一個農場，那時的高中生被分為“林果班”、“糧油班”和“畜牧班”等等。現在開始正規的高中教學，農場自然要撤了，我們就去拆農場，然後往回搬椽子、磚頭、瓦片、門窗，還有農具等，因為我們的教室中，桌凳還是土坯壘起來的台子，而校園中也沒幾間像樣的教室。
饑餓依然是我的頭等大敵，肚子無時無刻都在咕咕叫著抗議，每天走在路上都低頭到處找尋可吃的東西，像是捕捉殘食敗羹的狗。農場種的水蘿卜脆甜水靈，我空腹一口氣吃了五六個，結果胃裏頓時翻江倒海，腸子似乎結成了麻花，疼得在地上打滾，差點要了小命，從此好長時間一見蘿卜就條件反射胃縮著疼起來。
每隔一周或者兩周，我就回家一趟。通常背一個背鬥，裏麵有一個褡褳，一頭裝半小袋白麵，一頭裝滿袋子玉米麵，還有媽媽給我做的玉米鍋貼厚餅兩個、十來個洋芋和一捆硬柴，約四十來斤重，這就是我半月的夥食。這些吃食顯然遠遠不夠，等到城郊菜園子長菜，玉米稈結穗，我們就偷白菜和玉米。在通往鹽井的路上全是玉米地，晚上有人巡邏，我們裝扮成路人在大路上溜達，趁巡邏的人不注意就鑽進地裏掰棒子，做賊心虛，那棒子掰斷時的響聲就像炸彈，我嚇得心要跳出來。我買了一個解放軍的綠色書包，第一次背著去偷玉米，結果被逮了個現形，書包被楊家寺的隊長沒收，我天天去要不給，後來發現隊長兒子背著，但他不承認。我在背帶上用墨水寫了姓名，被他媽給洗掉了，但依稀仿佛還能看出來，我天天找老師告狀，要了半年才要回來，可是書包已經被那小子給背破了，懊惱和後悔得腸子又青又紫了無數回。
七七、七八級的高中生，實際處在讀書與不讀書的過渡階段，拆農場這樣的事我們駕輕就熟，因為從小學到初中都幹類似的活兒；但要安坐在課桌邊讀書，對我們來說卻是一件極難的事兒。我從小身子瘦弱，絕不是橫刀立馬在班上稱王稱霸呼風喚雨的角色，我的惡劣的根源就是性子太急，又因為太瘦屁股像個錐子，所以根本就坐不住板凳，半小時後全身的細胞就異常活躍，按捺不住。無論是上課還是自習，我坐會兒就必須要動，不然就受不了。而動起來時，一個人動總覺得無趣，就會拉旁邊的人動，躥來溜去，整個教室就亂套了。
我的中小學生涯裏，幾乎一直是全班個子最小的學生，現在這點個兒還是托福在大學裏長的，幸好剛剛擺脫“殘廢”的邊緣（那時一米七以下為殘廢也）。因為個子小，所以排座位我永遠是第一排，而教室的門也往往直衝著第一排，其實經常是全班人都在打鬧，但當班主任突然出現在門口時，後排的同學都有足夠的時間來迅速躥回位子，翻開書本捧起做出苦讀狀。而我根本連收回手腳的時間都沒有，首先映入老師眼簾的往往是我的張牙舞爪，自然就免不了被扯著耳朵提出去。我們家族遺傳的耳朵很大，耳垂又肥又厚，就像佛祖的一樣，所以我一般被揪耳朵時還受得了，不像其他同學那樣疼得齜牙咧嘴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同學在被揪耳朵的時候，都是撅著屁股身子重心往後拽，老師往前走，他往後扯，結果越扯越長，越揪越疼。我經過無數次被揪得到的寶貴經驗是：老師一旦揪了耳朵，我就順從地跟著，而且高度配合，身子前傾小跑走在前頭，讓他有勁兒使不上，於是我的耳朵也就不那麼疼，這招讓我很是受用。上大學後，竟然可以自選座位，讓我大喜若狂，逆反心理讓我馬上選擇坐最後一排，直坐到畢業散夥。
我從初中到大學畢業，都是班主任眼中的“異類”。我想全中國的班主任，大概區別班上學生好壞的標準都是一樣的：學習好又聽話的自然是最好的優等生，學習差但聽話的大概是二等生，學習差不聽話的應該是三等生；而學習好卻不聽話的，我自己的教訓在班主任眼裏就是眼中釘肉中刺了。
我在班主任眼裏的壞，不是學習不好，不是遲到早退，不是無故曠課，不是打架鬥毆，不是偷雞摸狗，不是破壞公物。我從來沒有大動作，不違犯國法，不碰觸校紀，不拉幫結派，不暴力頂撞，但又足以讓班上失去秩序，紊亂如絲，而且還頗有凝聚力和人緣，因為任課老師和同學待我都很好。這才是讓班主任恨恨不已又無可奈何的壞分子，用我們當地方言來說就是“滾刀肉”——鼓鼓團團，筋筋串串，剁而不爛，切又不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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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而言，正常教學秩序得到恢複，學生也終於回到了課堂，但認真學習的，尤其是我們這些普通班的學生，還真沒幾個人。學校在分班的時候，就已經把重點放在了一班，無論從班主任還是任課教師，都是當時頂級的配置；而普通班的教師，要麼是教得不好，要麼就是臨時客串，走馬燈似的換著。而我們自己，也總覺低人一等，像我這種吃不飽穿得破又來自窮鄉僻壤的“山毛”，就更無地以自容。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但師資隊伍的教學質量，並不是喊口號能解決的。我們的語文嶽老師口頭禪喜說“啥”（當地讀音為sà），其實老師講得還是不錯的，但我們上課時無人聽講，每人鋪張紙畫杠杠，記老師一堂課究竟能說多少個“啥”，下課對數賭油條吃。比如第一課是碧野的《天山景物記》，有句“馬走在花海中，顯得格外矯健；人走在花海裏，顯得格外精神”。如此美妙的對偶句，老師卻讀成：“馬走在花海中，啥。顯得格外矯健，啥啥。人走在花海裏，這個啥。顯得格外精神，這個啥啥。”中學教師如果有口頭禪和習慣性的小動作，可真是極大地會影響課堂效果的。
最好玩的是英語課，因為我們大多數連漢語拚音都沒學過（我是在高考前才學的漢語拚音），26個洋文字母都認不全。教我們英文的王老師已是古稀之年，他老人家是臨時請來的美髯公，慈祥可敬，老師年輕時學過幾句英文，不懂音標，讀不準音，而且說話還漏風。比如他讀“what is this”為“滑茄一次勒死”，我們也跟著讀一遍。他問“滑茄油啊奶沒”（What's your name），有聰明的學生就回答“麻衣奶沒一次李萍安得魏芳”（My name is Li Ping and Wei Fang），老師就罵說“and你答的腦殼子”。沒有英文課本，老師在黑板上草書寫英文句子，比如他寫“s”好像是“8”，我們就照著畫畫兒，也不知他到底在寫什麼，看不明白聽不明白我就真想把自己或者老師給“勒死”。
我偏科得非常厲害，語文、曆史、地理都很好。而數、理、化從初中就學得很差，簡直就是天敵。但我的語文一直很好，作文寫得也不錯，在班上常常被老師評為範文，也是我唯一的安慰。那時許多過去不能看的“毒草”都開始解禁，我開始著魔於小說的世界，記得自己花錢第一次買的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然後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岩》《紅日》《敵後武工隊》《鋼鐵是怎麼煉成的》 《第二次握手》 《紅與黑》 《巴黎聖母院》 《戰爭與和平》等名著，以及《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古典名著，《兒女英雄傳》《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等白話小說，當然還有《少女的心》這樣的手抄本淫穢小說，都是在高中讀完的。可能許多朋友都有過將小說包上書皮寫上“語文”、“物理”之類的字，在上課時偷看以蒙哄老師的經曆。我深陷在小說中，上課下課走路吃飯都在讀，不知被老師沒收過多少次，不知又厚著臉要回來過多少次，好在雖然我買不起書，但總能跟同學借到好書。有的書翻破了，前後幾頁都沒有，讀完連書名都不知道。我想高中至少我認真讀完過50部中外著作，那時沒有各類名言警句的詞典，自己還摘抄了不少的精警名句，寫作中時不時地拽上兩句，以示自己的“博學”。
我也嚐試創作，雖然分不清平聲、仄聲字，也模仿寫五、七言詩歌，湊足二十字、二十八字就以為是絕句。我在一個刊物上讀到汪曾祺寫他小時候的同學，我想我為什麼不能寫呢，於是我也寫了我的兒時夥伴，並寄給了那家刊物，當然不可能發表。有老師的鼓勵，同學的讚揚，還有學校舉行的作文競賽中獲個小獎，就已經夠我滿足的了。到處找小說讀和對文學的愛好，是支撐我在一中待著的原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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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縣一中的學生半數來自邊遠山區，學校沒有宿舍，學生都三三兩兩分散在城裏的百姓家中，有親的投親，有故的尋故，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我的爺爺和外爺苦思搜索才想起我有個舅婆家在城裏，舅婆是我外奶奶弟弟的媳婦，本家舅爺不幸早亡，舅婆就嫁到城裏成了另一個舅爺的媳婦。舅爺和舅婆收留了我，但條件是必須每月不斷給他家送柴草和麵油等。舅爺高度近視，舅婆右手四個手指長在一起像鴨掌，做飯放調料時就將油鹽瓶子撐在手中往裏簸兩下，要麼多了要麼少了。舅爺的兒媳婦是個厲害角色，總是欺負舅婆，所以分開來另過。兩個老人共用一雙眼睛和一雙手，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