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擔任中央西北局書記以後，經常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反映情況。工作中，表現了高崗的能力與魄力。1941年6月初，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討論征糧問題。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突遭雷擊，一名縣長被雷電擊死。事後，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安部門扣押了這個農民，當作反革命事件進行追查。
高崗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反映了這一情況。英明的毛澤東調查了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後，下令釋放了這個農民，同時命令邊區政府減少了三分之一的征糧數，減輕了邊區農民的負擔。這件事對邊區乃至全黨震動極大。
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乘飛機飛回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又飛到延安。王明回延安後，中央讓他分工負責指導西北局的工作。王明惡習不改，自以為從蘇聯回來，鍍了金，有了“尚方寶劍”，成了“欽差大臣”，於是變本加厲，盛氣淩人，指手劃腳，連毛澤東都不在話下，高崗哪在他的眼裏？王明對西北局工作的指導，無非是誇誇其談，脫離實際。
一天，高崗對毛澤東說：
“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禍從天降！”
原來，當王明、康生乘飛機回到延安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張聞天、朱德等前往機場歡迎。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致歡迎詞。他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誌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我們不必苛求毛澤東，不必指責他這篇歡迎詞有些過分。那時，王明也好，康生也好，還有其他蘇聯人也好，還都是同誌。毛澤東曆來主張團結的人越多越好，曆來主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久別的同誌回來了，回到自己身邊了，總是令人高興的。
然而，高崗當著毛澤東的麵，針對毛澤東的“喜從天降”，來了個“禍從天降”，一字之差，針鋒相對，卻不能不說要有點膽量和勇氣。高崗心裏也想過，連有人咒罵“雷公怎麼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都能“海涵”，都能從中發現問題，引出積極的結果，區區一句“禍從天降”，又算什麼？
事實確實如此，毛澤東聽出了高崗話裏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讓王明負責指導西北局的工作，換成任弼時了。
1981年，李維漢在一個座談會上說：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個人民領袖——劉誌丹和謝子長。”
1982年，王首道在一個會議上說：
“高崗在陝北同劉誌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前，一度要把他們抓起來當作右派，後來我們給他們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感激的。但以後，高崗極端個人主義發展，走上了反黨和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事實就是事實。
曆史就是曆史。
其實，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那篇著名講話中，也提到並且稱讚了高崗。他說，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在這種條件下，隻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隻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接著，毛澤東同誌比較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長處和短處：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係群眾這些方麵，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係，和高崗同誌比較起來就差得多。1953年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勾掉了高崗的名字，把後麵這句話改為“和一些陝北同誌比較起來就差多了”。
自然，這種改動，也已經成為曆史了。
那麼，在陝北時期的高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個有功勞的高崗、正麵的高崗、光明的高崗、完美的高崗呢？
不，不是這樣。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幹會”。
這個會是在延安整風運動深入的基礎上召開的，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之後召開的。
會議組成了以高崗為首的9人主席團，出席會議的有邊區一級黨、政、軍、民、學各係統負責幹部97人，軍隊旅以上幹部52人，縣團級幹部117人。大會於1942年10月19日開幕，1943年1月14日結束。大會進入第二階段以後，毛澤東、賀龍、林伯渠、劉少奇、彭真等領導同誌都作了報告，高崗、康生也作了報告。
這次大會，端正了邊區黨的路線，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的一致；大會端正了黨風，明確了邊區黨的各項任務，同時也為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
這次大會是成功的，效果明顯，影響也大。
但是，這次大會也存在問題。大會開始十多天，基本上是就事論事，不得要領，如討論農村黨員問題，就隻用“到會、交費、模範、公道”四條去套。隻是到了第二階段，毛澤東及時指示主席團要改變方針，要從細微末節的問題轉到黨內存在的根本思想問題上來，如自由主義問題、對黨鬧獨立性等重大問題，大會才走上正軌。雖然如此，西北邊區對黨鬧獨立性的問題和自由主義問題，並沒有解決。會議指出，“邊區當前仍然存在著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傾向”。高崗對這個正確的批評，不僅不予接受，反而以一貫正確自居，繼續同黨鬧獨立性。而且，由於強調西北局要以高崗為首，因而無論是會上發言還是會後報道，都有突出個人，甚至個人崇拜的現象。對這些，高崗當然不能辭其咎。
據熟悉當時情況的老同誌回憶，高崗不僅有同黨中央鬧獨立性的毛病，在部門和部門之間，領導同誌之間，他也是常常鬧矛盾。例如，當時的留守兵團司令員，對西北局尊重不夠。任弼時和林伯渠找這位司令員談話，要他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機關。任弼時認為，我們的軍隊必須和老百姓結合在一起，依靠老百姓才能打勝仗。比如邊區的軍隊，吃飯靠老百姓供給糧食，打仗靠老百姓幫助運輸、抬擔架，有缺額或者擴編時，要靠老百姓來補充。所以說，我們的軍隊和老百姓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連的。
這位司令員是個好同誌，接受了任弼時和林伯渠的幫助。
然而，高崗卻不。他的思想，沒有進入應有的境界。他利用自己的某種優勢，向黨中央爭一種東西。他說：
“留守兵團如果仍舊歸中央管，那麼，他們的後勤保障我們西北局就不管了。如果要西北局保障他們的後勤，那就得由西北局來管他們。”
中央有中央的難處，要中央保障留守兵團的後勤供應，這是不可能的。為了顧全大局，留守兵團就隻好讓西北局管。中央讓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