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首部膾炙人口的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La Dame aux Camelias）及其後風靡一時的《迦茵小傳》（Joan Haste）等外國言情小說，對中國社會壓抑個性的傳統禮教形成了巨大的衝擊，成為“五四”時期個性解放大潮的原動力之一。1901年，為了呼籲國人奮起反抗，認清西方列強的侵略本性，他在《黑奴籲天錄·例言》（Uncle Tom’s Cabin）裏表明心誌：“紓已年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⑧他選擇翻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著《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 與他所處的時代是分不開的。他既熱切地向往西方先進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技巧， 又堅持“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觀點，在《塊肉餘生述》的譯者序中，他寫道：“使吾中國人觀之， 但實力加以教育， 則社會亦足改良， 不必心醉西風， 為歐人盡勝於亞， 似皆生知良能之彥； 則鄙人之譯是書， 為不負矣。”⑨在《黑奴籲天錄·序》中，他說明了因國力羸弱，“為使者複餒懾，不敢與爭”的岌岌可危的國勢，然後情辭懇切地寫道：“其中累述黑奴慘狀，非巧於敘悲，亦就其原書所著錄者，觸黃種之將亡，因而愈生其悲懷耳。”⑩ 這些話語，都表達了林紓在社會轉型期，迫切呼籲社會改良，期望能夠達到救國保種的譯介目的。
晚清中國經曆政治和文化衰退的危機之時，翻譯小說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肩負著填補文化真空的重任，林紓自1903年起，翻譯了25部英國作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小說，構成了晚清西洋小說宏大敘事的一個重要部分。對於林紓為何選擇在西方文學史上影響力一般的哈葛德如此多的作品，一些早期深受林譯小說影響的文人，諸如魯迅、胡適、陳源等，或認為林紓由於不懂外語而缺乏文學鑒賞力，或者認為他一味迎合小市民讀者群。但恰是在哈氏的異域曆險小說中，從哈葛德構建的冒險進取、奮勇開拓的精神中，林紓看到了本民族奮發和文明延續的希望，在他翻譯的第一部哈氏小說《埃斯蘭情俠傳》的序中，林紓說：“是書情節奇詭，疑彼小說家之侈言，顧餘取而譯之，亦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種人之哀憊，而自勵於勇敢而已。”11此外，哈氏小說既言情，亦言亡國之事，一方麵與林紓個體的傷感情緒不謀而合，又折射到晚清中國的曆史現狀，讓林紓看到了可供國人引以為戒的曆史教訓，林紓對西洋文明始終心存懷疑，對其中所含的“征服”元素異常警醒，因為這正是晚清時期的中國遭受踐踏的原因。在《劍底鴛鴦·序》裏，他再次陳述對西方野蠻文明的戒備：“泰西自希臘、羅馬後，英法二國皆蠻野，尚殺戮……今日之中國，哀耗之中國也。恨餘無學，不能著書以勉國人，則但有多譯西產英雄之外傳，俾吾種亦去其倦敝之習，追躡於猛敵之後，老懷以其此為少慰乎！”12
處於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晚清有識之士都在尋求中國文化的出路，林紓以其特有的社會責任感譯介西洋小說，以小說敘事的方式言說西方，挽救民族，尋求中華文化的生存之道並且建立自我文化身份。無論譯本作者、類型、風格多麼不同，其中都能折射出林紓所處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讀者受眾的意識形態以及譯者的個體意識形態。通過譯本，讀者也可洞察到譯者所處時代潮流隱匿之下的各種社會力量、文學和權力的各種關係。
三翻譯策略中的顯性操控
翻譯策略關乎以源語為中心或是譯入語為中心、直譯或是意譯、語言風格、文本意義的詮釋方式等方麵。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操控，還體現在譯者為了使譯作被本土主流意識形態接受而采取的文化調適，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個人的文化立場和態度，努力調整翻譯策略和方法，使之配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
由於不懂外語，林紓的翻譯都采用與口譯合作翻譯的模式，為了讓新小說承載革命和啟蒙的宏大敘事，他選用了高雅的文言來翻譯長篇小說。從嚴複、林紓到蘇曼殊、辜鴻銘，他們均用文言文翻譯，通過翻譯這樣的中介，“原本遭受歧視”的中國傳統小說，其“地位經曆了從侍從到顯貴似的戲劇轉變”13。 翻譯家的翻譯意圖和期待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翻譯文體的選擇，啟蒙和救亡所依賴的是掌握了主流話語的士大夫階層而不是普通民眾，文言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小說的最佳表現形式。為了與傳統處於劣勢地位的白話小說劃清界限，改用文言翻譯小說成為必要的舉措，翻譯不僅提高了新小說的地位，而且促進了文學規範的演變，引發了語言的“變格”。範伯群評價道：“自從林紓用史漢式的文言翻譯外國作品之後，形成了一個‘林譯說部’的著名品牌，全國文壇風靡一時……從‘林譯說部’起，當時就有許多文人反喜嚐試‘變格’。”14
錢鍾書曾經對林紓的翻譯語言做過精辟論述，認為林紓的翻譯語言是“較通俗、較隨便、富於彈性的文言……比‘古文’自由得多； 在詞彙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大”，而且容納了“流行的外來新名詞”，“還沾染了當時以譯音代譯意的習氣”，並“有相當特殊的‘歐化’成分。”15為了使作品符合當時普通讀者的審美詩學觀和傳統小說的結構習慣，林紓把原文的標題大多改寫為“記、傳、傳奇、錄、史”等，並十分突出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如《英孝子火山複仇錄》（Montezuma’s daughter）、《孝女耐兒傳》（The Old Curiosity Shop）、《李迫大夢》（Rip Van Winkl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