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觀照下林譯小說的文化調適
批評與闡釋
作者：張潔
摘要：巴斯奈特和勒菲維爾等學者從文化層麵進行翻譯研究，開啟了一場翻譯研究範式的革命。巴斯奈特認為譯文不必在語言層麵服從原文，勒菲維爾則認為一切翻譯都是改寫並受到意識形態的製控。在晚清西洋小說翻譯浪潮中，林譯小說以其數量之多、作品涵蓋類型之廣、文筆典雅之美獨占鼇頭，推動了晚清文人在社會轉型期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和西方現代思想的追求。文章試圖借助勒菲維爾的改寫理論，探討意識形態對林紓在文本選擇、翻譯策略兩方麵的操控，解釋林譯小說中的文化調適和改寫。
關鍵詞：意識形態；改寫；林譯小說；文化調適；翻譯研究
以“翻譯研究學派”著稱的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奈特（Susan assnet）和勒菲維爾（André Lefevere）切入文化層麵，於1990年提出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把翻譯提升為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行為和一種受譯入國文化語境中的意識形態、文學觀念等因素操控的政治行為，使翻譯研究經曆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形成“文化範式”。① 翻譯研究者們不僅關注翻譯的內部研究，即從文本到文本的轉換過程，還越來越關注翻譯的外部研究，即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對譯本的影響。勒菲維爾在他的經典著作《翻譯，改寫和文學名聲的製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明確指出：“翻譯實際上是對原作的改寫，無論翻譯、選文、撰史、批評或者編輯，都是改寫的不同表現形式……意識形態規定了譯者準備使用的基本策略和解決原作中所表達的話語世界（客體、概念、屬於原作者所熟悉的世界的習俗）的方法。”② 在下文中，筆者借助改寫理論，從文化層麵探討意識形態對我國晚清時期偉大翻譯家林紓的譯本選擇與翻譯策略所產生的影響，揭示譯者在翻譯中既受到本土文化語境和規範製約，又主動生產注入本土文學的信息，使域外文本契合本土文化的文化調適過程。
一意識形態的隱性操控和顯性操控
英國文學理論家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將意識形態歸納為三類：群體意識形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個體或個人的意識形態。③根據勒菲韋爾的定義，意識形態指“社會的、政治的思想觀念或世界觀。它可以是社會的、上層的，也可以是個人的”④。勒菲韋爾的改寫理論指出了意識形態、詩學觀和讚助人三個要素製控著翻譯過程，並對三者的關係做出了詳細描述。他認為，意識形態對翻譯活動的操控體現在隱性操控和顯性操控兩個方麵，貫穿於整個翻譯的過程中。隱性操控體現在意識形態對文學係統內部的翻譯動機、文本選擇、詩學觀的操控等方麵；顯性操控則體現在對於文學係統以外的讚助人、翻譯策略的操控上。也就是說，文學內部因素（文學家及其詩學觀念）是在外部因素 （讚助人及其意識形態） 所製定的參數範圍內起作用，代表某一文化或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讚助人確立一套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意識形態價值參數，文學家和翻譯家則在這一套參數範圍內完成他們的詩學追求。
譯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翻譯也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所謂改寫當然要受到兩種文化尤其是譯入語中諸多文化因素如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的審美心理等的製約。不同譯者、不同時期對同一文本的翻譯會產生差異，同時，也會對譯入語社會的文化等產生重要影響。勒菲維爾指出：“翻譯過程中的每一層麵都表現出，假如語言上的考慮與意識形態和（或） 詩學上的考慮發生衝突，後者總是會占上風。”⑤不僅譯者的意識形態，包括讚助人、出版中介的意識形態，都會改變產品的最終形態，譯者在將異域文化所包含的觀念引入本土文化時，首先對來自異域文化的價值觀做出判斷，然後根據本土文化的價值觀決定傳達策略，通過文化調適和融通，傳遞出經過不同意識形態對抗和妥協後的結果。法國文學社會學家艾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文學社會學》中解釋了翻譯中改寫的實質：“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於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係裏；說翻譯是創造，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麵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⑥無論譯者采取何種翻譯手段和原則、信奉何種翻譯標準、擅長什麼樣的語言形式，意識形態都是或隱性或顯性地操控著翻譯整個過程的主要因素。
在全球化的時代，翻譯成為文化協調和中介的一種重要形式，譯者的作用凸顯，甚至決定著民族精神和文化是否能夠被國際廣泛認可，這在中國作家莫言身上可以得到最好的啟發，他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翻譯葛浩文功不可沒。在譯者能夠充分彰顯其個性和創造力的翻譯過程中，不同的時代背景、個人經曆都會帶來譯本筆下不同的人物形象。作為中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翻譯家，林紓翻譯的文言小說在中國產生的影響巨大而深遠，清末民初，西洋小說經過林紓中國化的改寫 ，成功進入了中國的文學係統，為當時的讀者所接受，成為中國文學形式的有機組成部分，完成了中外文學曆史性的融合。比較文學研究專家王寧這樣評價道：“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文學翻譯史。甚至中國現代漢語也是在翻譯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⑦
二翻譯動機和文本選擇中的隱性操控
翻譯不僅是實現語言符號層麵轉換的過程，更是傳遞信息和異域文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首先要麵對的就是翻譯動機和文本選擇。譯者在選擇擬譯文本的過程中，主要會受到所處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控製與支配。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中國被拋入弱肉強食的世界資本主義文明體係中，開始了艱難而漫長的現代化之路。林紓一生的文學翻譯活動始終反映了其所置身的社會背景，強烈的愛國動機使他開始思考國家、民族的出路，彰顯在帝國主義壓製下的民族精神與民族主義，他選擇了自己認為最合適的異域小說作為改良民眾思想和認識的重要手段。他的“林譯小說”，為中國讀者第一次打開了了解外國文學的窗戶，引起了空前的社會轟動，對維新變法與思想啟蒙做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