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小說中有“文革”前出版的封麵、封底殘缺不全的“黑書”，有剛剛出版的“紅書”。新書隻有《桐柏英雄》稍好，有“文革”前小說的餘韻，1978 年改編成電影《小花》轟動一時。另外，還讀到再版發行的一批
“文革”前的長篇小說，包括《豔陽天》《沸騰的群山》《連心鎖》《漁島怒潮》《海島女民兵》《高玉寶》《征途》。《征途》以知青模範金訓華為原型，講述上海知青去黑龍江插隊的故事，這本書應該是第一部長篇知青小說。作者才華橫溢，文字幹淨利落，語感很出色。讀這些書時，都是一個圈子裏傳閱，往往一本書到手後，為了大家盡快傳閱，隻好囫圇吞棗地讀完交給下一位。
那幾年的小人書，大部分與成人書一樣乏味。印象中最愛的是高爾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我看了無數遍，每個畫麵、每個人物都難以忘記。
1974年，部隊作家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是70年代第一部有文學價值的少兒小說。開篇第一句“一九三四年，我七歲”，如馬爾克斯般的開篇就很有味道。很多和我同齡的同學，人生第一部長篇課外書大概就是這本潘冬子的故事。把《閃閃的紅星》稱為我們這一代的讀書啟蒙之作，並不為過。那幾年，篇幅稍長的少兒小說還有《紅雨》《新來的小石柱》《戰地紅纓》《海螺渡》《林中響箭》，隻記得《紅雨》是關於小赤腳醫生的，《新來的小石柱》是關於農村來的小體操運動員的，其他幾部隻記得名字，記不得內容，還有不少書，幹脆連名字也記不得了。
真正將我帶到文學王國裏的是梁斌的《紅旗譜》。小說以 “反割頭稅鬥爭”、“保定二師學潮”、 “高蠡暴動”為敘事中心，以豪邁的筆觸勾勒了廣闊的農民鬥爭曆史畫麵。整部作品凸顯了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氣質。小說以冀中平原為深廣的背景，滹沱河、千裏堤、高高的白楊樹、瓜棚豆架、柳巷及坦蕩的大平原，都充滿著詩情畫意。書中朱老忠的俠肝義膽，春蘭與運濤、嚴萍與江濤堅貞不渝的愛情，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極富個性的人物語言和大段的心理描寫……這部史詩般的長篇小說，以其獨有的文學魅力深深地征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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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革”時期創作的小說，和那個時期的電影、戲劇一樣，都遵循“三突出”原則，所謂突出正麵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故事情節、人物、對話、場麵描寫之類都很乏味，所有的作品都要寫階級鬥爭，都有階級敵人。現實題材的作品距離現實非常遙遠。譬如，那些年日常生活是票的世界，糧票、布票、肉票、魚票，買什麼都要票，這些不可思議的事在小說中基本上是看不見的，小說描寫的是另一個世界，人物對話基本都是宏大詞彙、報刊書麵語。但有一個作家在整個灰暗的文壇裏，劃出了一道金光。
在那個年代裏，老作家大都擱筆被下放勞動了，中年作家浩然崛起，被稱為“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之作家。浩然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但是卻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代。即便是在那個讓小說承載太多觀念的時代，除卻“階級鬥爭”意識和“三突出”原則，單就藝術形式而言，浩然小說的敘事方式與“五四”以來的作家一脈相承，而更擅情景描寫。那些優美的小說語言，喚醒了彷徨、壓抑的一代人的文學意識。可以這樣說，浩然的作品對於很多出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人而言，是他們的文學啟蒙。
有評論家說，浩然的《豔陽天》必將以其獨特的藝術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他的中篇小說《西沙兒女》是以一種散文詩一樣的語言，描寫了南海神奇的風景和獵奇般的地域特點。《正氣篇》（1975年出版）寫的是解放前抗擊日軍、保衛西沙的故事；《奇誌篇》（1976年出版）是描寫打擊南越軍隊的故事。小說把南海的奇特的自然現象，有機地融入到曆史的變遷和人物命運上來，對北方兒童來說，有著一種強大的誘惑。小時候，我向往著去南海的西沙做個漁民，自己有個木製帆船，在海上打漁在荒島上尋淡水。直到1991年，我浪跡海南時，才真正領略到迤邐的南海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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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3歲，初中畢業的我因出身不好，升不了高中回村務農。
初中雖然在“學軍、學農、學工”和出黑板報中度過，英語學了兩句，“郎裏夫切悶兒貓”（毛主席萬歲）、“挨辣五脾肯天安門”（我愛北京天安門）。但畢竟還在上學。一畢業後回村務農（半個勞力，每天記5分工），短暫的初中就這樣淒涼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