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閱讀
敘事史
作者：孫雋明
人們對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唯有少年時代的感覺才是完全新鮮和清晰的。
——赫爾曼·黑塞
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有一段歲月作為關鍵的時間段而影響一生。於我，則是少兒時期的自由閱讀，使我與文學結下半生之緣，也使我養成迄今閑時讀書的習慣。
幼年最幸福的時候是吃飯，最不幸的是吃過飯後，還在餓著。那些在習以為常中度過的貧窮而動蕩的日子，在幾十年後，驀然回首，卻是一種從未有過的驚駭和驚駭之後刻骨的創痛。
我出生在山西呂梁山西麓，興縣、嵐縣和岢嵐縣三縣之交的界河口村（之前屬興縣，今屬嵐縣）。興縣孫氏在明清易代之際為耕讀之家，自雍正時期，先祖孫嘉淦兄弟三人先後中進士起，後代皆為讀書人。至我曾祖父為前清末科秀才，及至祖父亦以教師為業。我父親生於1930年，“七七”事變後，抗戰軍興，興縣為晉綏邊區政府所在地，興縣縣城以東則為與淪陷區交界的地段，是邊區政府的門戶，也是120師與日軍作戰的重要地段。為避戰亂，祖父帶著家人四處逃難，父親遂中斷學業。1947年土改以後，我家雖從父輩起成為地道的農民，但詩書傳家之餘風猶在。
回憶少兒時期，總繞不過“文革”。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個小孩如果出生於一個“五類分子”家庭，那將淪為賤民，麵臨著歧視、壓迫，天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一絲光亮。
我在四五歲時，正值“文革”高潮時期，雖在鄉下小鎮，卻也經曆了“文革”那驚心動魄的歲月，看盡了世態的炎涼和人性中極為醜惡的一麵。迄今記得清楚的是震天動地的高音喇叭，喇叭裏的革命歌曲，戴高帽子遊街的走資派。哪怕是幾歲孩子之間玩耍中的爭鬥乃至打架，如果一方是所謂“黑五類”子女（後來又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往另一方的父母就會趁機上綱上線，以“階級報複”之類，拉出一副非要把這個孩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架勢。在學校，出身不好的學生就成了“準階級敵人”，從來不敢亂說亂動，整天呆若木雞，全無青春少年的活潑生機。其實在班裏真正調皮搗蛋的恰恰是一些根紅苗壯的“紅五類”子女，“黑五類”狗崽子就是他們的出氣筒。我生性倔強，因為和貧下中農子弟打架，給父母添了不少麻煩。
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晉西北饑荒不斷，家裏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春天捋榆錢錢，夏天挑苦菜、摘槐花充饑。多少年後，每到春暖花開時節，我看到濃密枝頭上露出綠綠的“榆錢錢”，總是別有一番滋味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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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農村中，我的父母算是識字者，覺得我是塊讀書的料，利用村裏的標語、黑板報以及語錄牌，早早教會了我日常用字的讀寫。1968年8月下旬，“布拉格之春”發生時，5歲的我就能夠讀報紙上《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譴責蘇修集團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珍寶島事件”後，我已上一年級了，已能代替老師為同學們宣讀聲討蘇聯武裝挑釁的報紙社論了。我當時所在的農村小學，隻有一名教師，四個年級在一個教室裏上課。因為識字多，諸如一年級語文課本裏第一課 “毛主席萬歲”、第二課 “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讀寫，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等老師給高年級講課時，我才聽得津津有味。到四年級時，讀小說幾乎沒有障礙了。自1947年晉綏邊區土改以來，到“破四舊”，家裏的書籍一洗而空。我唯一能看到的是叔叔上中學時的《文學》課本，其中選取了大量的“五四”以來作家的作品，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裏》，魯迅的《閏土》《社戲》，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節選自《駱駝祥子》題目為教材編者所加），茅盾的《春蠶》，以及聞一多、蔣光慈的詩。在當時懵懂的意識裏，文學的種子在我心裏悄悄地發芽。
我通讀的第一本書是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寫的紀實文學《鬆柏常青》，一部反映潮州紅軍阿姆——李梨英的革命鬥爭生活畫卷。梨英和兩個兒子及女婿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曆程中，有幾位親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梨英憑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堅定的信仰，在貧病交加中堅持為黨工作，直到迎來勝利。通過這本書，使少時的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鬥爭的艱難和鬥爭中的腥風血雨。
“9·13”事件後，每一年都有若幹長篇小說出版。1973年，高中畢業後回村務農的大哥酷愛讀小說，帶回來《紅旗譜》 《播火記》 《紅日》 《青春之歌》 《鐵道遊擊隊》 《林海雪原》 《烈火金剛》 《太行風雲》 《虹南作戰史》 《牛田洋》 《激戰無名川》 《桐柏英雄》 《閃閃的紅星》 《萬山紅遍》 《大刀記》 《金光大道》等小說，我們兄弟三人輪流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