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巧，當我精神上正感到孤寂的時候，突然接到夏伊喬女士打來的電話：她已經到了上海。我吃了一驚，在我還沒有明白過來時，她已經站在我麵前，依然是那樣爽朗和熱情。
我從她的眼神裏感覺到什麼。人們都說，要知道年輕女郎的心思，可以看她的眼睛。我所看到的：是一雙充滿同情和友愛的純潔的眼神，是一種為堅持自己的信念準備犧牲自己的殉道者的眼神。
當她脫下大衣，卷起衣袖，係上圍裙為我料理家務時，她漸漸發覺，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顆同情的心，更是需要一個主婦——一個能夠使這個家重新有笑聲、能夠使這人去家破的冰冷的別墅裏恢複春天的生機的人。於是她對我說，她想了許久，決定留下來，為我解除後顧之憂。
我有點驚愕，因為這出乎意料之外。我是在南洋舉辦籌賑畫展時認識她的，對她的印象很好。我和她相處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我感到她身上有見義勇為的丈夫氣概，也有一種平常婦女所缺乏的英秀之氣。她不是柔弱嬌憨的那種女人之美，而是在嫵媚中帶有陽剛之氣的美。作為一個畫家，我從藝術的角度欣賞她那明朗的純真之美，僅此而已。
我雖感激夏伊喬，但出於自尊和自卑心理的交織，我不能答應她，這是我理智的一麵。同時，我又有感情的一麵，不願用堅決的語言來傷她的心。因此懷著複雜的心情，我說：“夏小姐，你的犧牲精神使我既感激又不安。請您想一想，我是個徒有虛名的畫家，何況又在困難當頭之際。也許我日後的處境會變得更壞……”
“劉先生，這些我都反複想過。作為一個女人，決定走這一步，不可能不再三權衡，如果您不堅決拒絕，我決心當好您的助手，以便使您解脫一切束縛自己發展的羈絆。”
我們終於結合了（時年劉海粟50歲，夏伊喬27歲）。
夏伊喬很快就把家庭治理起來。她其實還年輕，也並無多少韜略，無非一個“誠”字。開誠相見，以誠相待，使我前妻的孩子劉虎、劉英倫和劉麟得到了溫暖。以後，我和伊喬也生了三個孩子——兒子劉虯和女兒劉虹、劉蟾，和他們的哥哥姐姐相處得很融洽。更重要的，我不僅沒有了後顧之憂，並且在我的藝術與生活道路上，有了一個可以及時提醒我、和我同甘共苦的伴侶。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政府辦學的經驗不足，在美專合並和停辦後又續辦中間有所失誤，加上我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以及後來我政治上的不被信任，無論環境、條件怎樣惡劣，伊喬總是挺身承擔，從容不迫；而且她總是溫情地說：“你不要去多想它，應該把精力放到你的事業中去！”
十年動亂中，我不斷遭受批鬥，家裏被抄了十多次，一幢三層樓的大宅子，被毀壞一空。她從地上撿起僅存的一些被撕毀的宣紙（有的上麵還踏有紅衛兵的皮鞋印），撣撣幹淨，攤平了，疊得整整齊齊，供我寫字作畫用。大家都說我豁達，其實那個時候，我也憂心忡忡。夏伊喬也並非不著急，但是她用最大的克製，在我麵前裝作若無其事地說：“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不用想，你是藝術家，真正的藝術是砸不掉的，搶不走的！”她借口“老人年歲高，受不了驚嚇，還是讓我去代他”，幾次代我挨批鬥、挨打。有一次我看到她頭頸上的傷痕，心疼地說：“伊喬，是我連累你了。”她笑道：“啥人連累啥人？憨來！快點休息。趁天落雨不會開批鬥會，你又可以看書、作畫和寫詩了。”就這樣，在最艱難的歲月裏，夏伊喬像哄孩子那樣幫助我繼續保持平時的作息時間，並且重新堅定我從事藝術勞動的信心。
我覺得，夏伊喬有兩個特點最鮮明。一是遇到艱難挫折，她總是心態特別好。十年動亂中，她也年逾花甲，但是我感到她還像當年到我家來重振家業時那樣，溫柔而有耐心。但是隻要我的日子好過了，社會活動多了，她反而嚴肅起來，要我堅持過去的君子約定，盡可能珍惜時間，保重身體，養好精神。“文革”以後10年，我對夏伊喬提出的這些要求，總是樂意接受的。
還有一點，索性一並提一下吧。在成家和之前，我曾和張韻士結合，並且一起出國到巴黎。她是長子劉虎的母親。張韻士的品德是好的，但也不會持家，雖不是嬌慣了的小姐，卻也缺乏獨立進取的精神。我和她後來不能繼續夫妻關係，有多種原因。成家和不能容她。但是夏伊喬後來卻把她重新接回家來住。雖然我與韻士已沒有夫婦關係，但伊喬把她當作大姐姐，甚至當作長輩照看。她親自為韻士梳頭和洗衣服，直到20世紀60年代，韻士已經老弱多病，心情也開始孤僻，但是夏伊喬仍像哄孩子那樣使她晚年生活在寧靜而愉快的氣氛中。最後，韻士逝世了，伊喬為她料理得很周到，還喊著：“老阿姐，讓我再給你梳一梳頭吧！”我聽後，眼淚盈眶。
說真的，紀念逝世的親友和回憶過去婚變中的種種因果關係，我覺得好談，可談朝夕相處的伊喬，卻不那麼容易。因為，該談的似乎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