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兩個女人
口述
我第二次結婚，是和成家和女士（後改名成豐慧，時年19歲，劉海粟35歲）。
當時，成家和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顏、體型、風度、神韻皆美。可惜她的思想品德和情感操守沒有像外在那樣美。
成家和起初是跟我學畫的，也是美專的學生。當時她如果肯下定決心，肯摒絕十裏洋場聲色犬馬的誘惑，能夠在自己的全部生活感情中，找到一塊建造藝術殿堂的淨土，她會成為一隻鳳凰，一朵奇葩。可惜她沒能做到。我現在也這樣看：成家和雖然沒有陸小曼那樣博學，嗓音和語言修養上也不及小曼，但是她卻有自己的特點：凡是她認為好的東西，她總是爭取，凡是她喜歡的事情，她一定要做，絕不猶豫。但是她這種執著和認真，並沒有用在對藝術的追求上，不是為了創造自己的一個光明世界……
作為20世紀30年代的女性，成家和思想感情的發展，不能與當時的潮流脫開。我認為，一個從事藝術事業的人，在生活中常常難以做到這三個方麵：“甘淡泊”“守節操”和“耐寂寞”。但這是很重要的。尤其對一個已經涉足名利場的女性，尤其重要。
成家和離我而去，隻是我們夫妻生活的一個變化。但是，她離藝術而去，離藝術創作的潮頭而沉淪，被四周數不清的浪頭中的一個浪頭打昏了，席卷而去，這是她不能“甘”，不能“守”，不能“耐”的結果。現在回頭來冷靜地剖析一下我們當年的婚變和離異，我也從中總結了一點東西。
作為當年她的校長和老師、丈夫和保護人，我事後所得到的痛苦代價使我深悟到：我最初播下的那顆種子並不理想，並且沒有著意耕耘，尤其不注意鋤草。愛情的果實能茁壯嗎？它的滋味能不酸澀嗎？對於我和成家和之間的感情裂痕，我發覺得太遲了。
成家和從一個清苦的女學生，成為美專校長的妻子，很快適應了那種所謂上流社會的交際生活。其實，我雖有虛名，生活卻並不充裕，尤其無法滿足家和對物質生活的迫切要求。實際上，我們結婚不久，就開始暴露出夫妻之間有一點小小的隔膜。
有一天，家和說：“我是學藝術的，我對精神上的要求更多。我認為，你雖愛我，但更愛的不是我。對藝術，對工作和朋友，你都看得比我重要。一個普通朋友的信沒有複，一盆不值錢的花草沒有澆水，你會對我發脾氣，但是你忙得連我和孩子的生日、我們結婚的日子都忘了，卻一點不感到歉意。甚至偶然有個星期天，有個可以偷閑的晚上，你都會泡在樓下會客室裏，和那些不相幹的來訪者做毫無意義的‘海闊天空’。他們來訪你，有的是為了好奇，為了炫耀，也為了想得點好處，你卻甘願把等了多日、想和你說幾句話的妻子丟在腦後，為那些不負責任的年輕人忙碌。”她越說越激動，“這無非說明，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無足輕重的”！
我聽了這番話，忍不住說：“家和，自從我們相識，我不是一直在這樣做嗎？當初你還僅僅是我的學生的時候，你不也是這樣希望我勻出一點時間為你們講解的嗎？我們年長者，又是有了一點社會基礎的人，應該盡力幫助更多年輕人擺脫困境，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怎麼可以說毫無意義呢？藝術家要有寬大的襟懷，我應該讓他們海闊天空地馳騁在古今中外的藝術境界裏！”
這時，我突然意識到：好像我們夫婦之間缺了點什麼。但我講不清楚。我覺得真正開始在感情上淡漠的不是我，而是她。因為她對我所獻身的事業、對我所樂意擔當的社會責任——關心人、幫助人和造就人的使命，開始冷漠起來。由於這種冷漠，必然使我們夫妻感情淡漠。當然，我也知道，要改變這種局麵也容易。那就是我丟開自己的職責，像那時候社會上的權貴、闊佬那樣，無視民間疾苦、無所精神追求地把精力放在心愛的姨太太，甚至一條巴兒狗身上——盡管時過境遷，可以再換心愛的女人和心愛的狗。但這對我來說，是絕辦不到的。
有一次，家和又在我身邊低聲傾訴道：“我過去，主要為了崇拜你的才華，仰慕你的聲望而嫁給你的，但是成為夫婦後，你的才華和聲望對我來說已不是主要的了。我需要的是一個具體的丈夫——一個溫柔體貼，能夠隨時細微地觀察到我的願望和要求的知心人。對一個年輕的妻子來說，生活上的舒適沒有精神上的安慰重要。沒有精神上的溫暖，就是穿了海貂皮大衣也會感到冷。有了精神上的慰藉，哪怕饑寒交迫也是十分溫暖的。這才是夫妻。”
我聽了覺得心頭一震。成家和是我的學生，年齡自然比我小得多。但是在夫妻感情上，她竟毫不掩飾地來教育我。說明在她心目中，我是個很不稱職的丈夫。
不久，我們出國了。這是我第二次到法國。在法國的這段時間，她似乎從實際生活中得到一些補償。巴黎文藝界上層的豪華生活，她那藝術家夫人的殊榮，使她暫時消除了對我的意見。但是，在臨回國之前，我發現她的眼神裏又出現了冷漠。由於我花在工作室、展覽會和朋友們討論藝術的沙龍裏的時間太多，她常常被留在寓所管孩子。因此，當她看到送來的請柬上寫著“請帶您尊敬的夫人一起光臨”時，生氣地將請柬丟在桌上說：“什麼‘夫人’‘太太’，都是鏡花水月，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