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止於潤身。雖然歐陽修認為從政比為文可以幫助更多的人，但他從來沒有忽視過文學，他從來都看重文學對心靈的滋養作用，因為文學可以提高人的修養，使人心胸開闊。盡管它不能直接解決任何社會問題，但卻能使這些問題成為審美的關照對象，人們正是在這種審美關照中成為完整意義上的人，文學會以美的形式把人們帶入一種品味人生奧秘的境界，一種超越物質實利和庸常得失的境界，即詩意化的人生。文學不是生產力，它可能不會給人類帶來物質上的利益，但它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心態和生態，軟化人類社會的很多弊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一些人的誤解，使文學失去了自身的價值，認為文學隻是一種漂亮的表達，是一種文字技巧，卻忽視了文學的另一種功能，其實它是一種素質。一個有文學素質的人，首先抱有一種悲天憫人的終極關懷，並由此產生敏感，激發幻想，鑄造意境，最後達到文字表達。正是這一層層的心理機製和精神能力，構成了人類的文學素質，具有文學素質的人比一般人更健全。
基於對文學的上述認識，歐陽修在青州為官時，宋祁來拜訪他，說有一位官員很是仰慕歐陽修的文章，想托他來拿幾篇看看。歐陽修就把新寫的幾篇文章交給了宋祁。後來，歐陽修擔任青州知製誥的時候，聽到那位官員極力稱讚一個叫丘良孫的人的文章寫得精妙，歐陽修找來丘良孫的文章閱覽，不由啞然失笑。原來，丘良孫的文章正是自己送給那位官員的文章。當時為了不使丘良孫難堪，歐陽修並未說破。隻是後來此人憑這幾篇文章做了朝廷的官員，歐陽修才向仁宗皇帝提及此事，仁宗聽後大怒，要免掉丘良孫的官職，歐陽修還幫他說情，大概他認為丘良孫還算是一位比較稱職的官員吧。
對於自己的同輩，歐陽修也是不遺餘力地給予推薦，宋祁很早就開始從事《新唐書》的編寫工作，隻完成了列傳部分，至於紀、誌、表三部分則無力繼續編寫下去。仁宗命歐陽修接著宋祁繼續主編《新唐書》，完成了紀、誌、表三部分，使這部斷代史得以竣工。按慣例，修史完工後一般隻寫官職最高的主編一人，歐陽修官職高於宋祁，貢獻也不菲，史書上隻著錄他的名字也在情理之中，但歐陽修認為宋祁“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堅持也讓宋祁列名其上。二十四史裏，署兩名主編的僅《新唐書》一部而已。此事令宋祁的兄長宋庠不禁感歎道：自古文人相輕，喜歡相互淩掩，歐陽公這樣博大寬洪的仁義君子真是曠古少有。
對後進和同輩的提攜和保薦，並不意味著對曾經提攜過自己的上級和長輩的一味阿諛順從。晏殊是一個在中國曆史上令古往今來的無數文人士大夫都羨慕不已的人物，高官、厚祿、美名，所有文人士大夫夢寐以求的東西，他似乎都得到了，同時，他還擁有一般文人士大夫難以企及的非凡才情。更重要的是他位極人臣，身居宰相，曆仕兩朝，年少榮華，晚來厚寵，為曆代所罕有。當世名人範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下，韓琦、富弼、歐陽修、宋祁等人均受其賞識。但歐陽修與這位座師的關係並不那麼密切，因為在歐陽修的眼裏，晏殊有些富貴閑人的味道。有這樣一個故事可以作為例證，還是在晏殊擔任樞密使的時候，碰到一個大雪紛飛的天氣，他邀請歐陽修等門人弟子來家做客，賞雪賦詩，飲酒高歌。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文化沙龍，這應屬於文人士大夫中的一種相對高雅的精神文化生活。據說，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熱之際，晏殊興致勃勃地令在座的客人們賦詩以助興，依次該到歐陽修了，他略加思索，即刻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