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政治運動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國成立後，身居高位，但自幼年養成的“謹言慎行”的習慣，一生未變。作為泱泱大國的文化部長，絕沒有那些人一闊臉就變的市儈氣息，也沒有那些趾高氣揚的官僚習氣，而依然是一介書生，謹言慎行；同時，殫精竭慮，恪盡職守。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許多聞所未聞，從未經曆過的政治運動接踵而來，批《武訓傳》，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反右傾，四清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這些無數從未經曆過的政治運動，茅盾有時首當其衝，有時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風風雨雨。這些政治運動，起初茅盾總是滿腔熱情投入，但稍經歲月，便困惑起來，發現許多文藝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打成“敵人”，乃至下放。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營昆侖影業公司拍出一部電影《武訓傳》，此片原來的劇本是中宣部審查通過的，影片放映後，受到廣泛的好評，但到了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藝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因為《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改定的。
然而，身為文化部長的茅盾，對武訓其事其人，並非不了解，也並非沒有自己的觀點，但對這場明顯帶有批判性的“討論”，後來發展到對《清宮秘史》的批判，並上升到愛國還是賣國的政治高度的討論。對此，茅盾沒有在公開場合表態，也沒有在公開刊物上發表批判文章，隻是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簽字儀式和晚會，照常出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舉辦的“德中友好月”酒會。
1951年初，部隊作家白刃專程拜訪茅盾，並將自己的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的校樣送給茅盾，請求茅盾為這部小說寫序。茅盾在文化部長的位子上，愛才心切，愛小說更是沒有話說，便答應為之寫序。誰知，在批判武訓傳之後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後來也株連到為此書作序的茅盾，雖然沒有到公開批判的程度，卻也接到幾封“覺悟很高”的讀者來信，指責茅盾為《戰鬥到明天》一書作序，對此，茅盾又重讀小說，反省自己的序言，覺得無大錯，但既然有人來信，總得對人家負責，於是，他給轉來來信的《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謙虛地認為自己對序沒有寫好，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寫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責的。這又是不負責，不嚴肅的表現。”同時又說，這“又與我之存在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是不可分離的。”最後，又“希望白刃同誌在接受這次教訓後，能以很大的勇氣將這本書來一個徹底的改寫。因為，這本書的主題（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是有意義的，值得寫的。”茅盾這樣一封非常謙虛，非常誠懇的回信，寄給了《人民日報》。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種“回報”。過了幾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報》以《茅盾關於為〈戰鬥到明天〉一書作序的檢討》這樣的標題，登出了茅盾給編輯部的複信，這樣做法令茅盾瞠目結舌。從此，茅盾沒有再就此事講話。
作為一個大國的文化部長，作為處在政治第一線的領導，又處在最為敏感的文化戰線，對政治運動自然首當其衝，在某個時期，某個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態。
1954年12月8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茅盾作了《良好的開端》的總結發言，發言是代表個人的，把這幾年文藝界的政治運動盡量拉到學術討論上去，而且，一個短短的發言，還大量引用別人的講話，借用人家的觀點，讓人看了以後，有點忍俊不禁，他說：“五年來，黨中央屢次為我們敲起警鍾：從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紅樓夢》批評。黨這樣地鞭策、督促，都為的是關心我們，教育我們，提高我們。”“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語重心長地鼓勵我們：老年人隻要‘肯努力學習，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認真地武裝自己，端正我們的立場觀點，提高我們的工作熱情，加強我們的戰鬥性，健全我們的好勝心，即使接受新鮮事物的敏感性要遲鈍一些，但總不至於過早地陷沒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願意上了年紀的人都把這幾句話當作座右銘。”因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話裏，有自己的影子。至於《文藝報》的問題，茅盾主動承擔責任，“作為作家協會主席的我，應當負重大責任。”以保護馮雪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