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新東方的課堂上，當廣東籍的老師用地道的粵語調笑的時候，我依然隻能尷尬地坐在下麵幹笑幾聲，然後等著一起上課的朋友們笑夠了停下來的時候，補問上一句“他剛剛說什麼了，你們笑成那樣”。當我站起來滿臉迷茫地看著那個老師，彎腰小心地詢問身邊的朋友“水魚”到底是不是一個英語單詞的時候，我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老師難以置信地重複一遍卻依然得不到答案之後，那一句“你是外省人吧”使我那樣切實地感覺到，原來這不是我的城市。雖然我的身份證上紮紮實實地用黑字顯示著，“廣東省廣州市”，廣州依舊不屬於我。
如此看來，我和廣州隔著一道語言的距離。也曾興致勃勃地學習粵語，最終大家的評價總歸是一樣的，“你的發音真的好奇怪呀”，“你學廣東話的時候特別好笑的呀”。
可實際上，我和廣州隔著又不隻是一道語言的距離。身邊的朋友們是看著《花仙子》和《湯姆和傑裏》長大的，他們不知道《沒頭腦和不高興》，也不知道《葫蘆娃》和《舒克和貝塔》，那些是我小時候的一整個天下。他們是喝著“維他奶”和“黃振龍”長大的，很少有人記得陪伴過我的“非常可樂”和“哇哈哈”。
不一樣的語言和不一樣的童年生活。這些東西從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瞬間慢慢膨脹，最後便成了我和廣州之間無法填平的溝壑。
我有城市戶口，我不需要拚命地想如何擺脫“農民”這個稱號，也不需要在過年回家的時候染上一頭金黃色的頭發以顯示我在城裏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沒有在烈日炎炎下插過秧割過稻，從小我見的便是水泥樓房和堅實的防盜門，鄉村的生活離我好像很近卻又真實地遙遠。
我來自小康之家，我從來都不擔心自己會作為邊緣人物徘徊在城市的邊緣，我的父母從小便灌輸於我“隻要努力爭取便能躋身進入主流社會”。我沒有過多生活貧苦拮據的經曆，我的要求隻要不是太過分便都能被滿足，假期打工存學費、買手機的事情自然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獨生子女，我霸道專斷地享受著父母所有的愛，我依仗著自己是那份愛的唯一受惠者，便大膽、放心地做自己喜歡的想做的事情。作為表係堂係中最小的孩子我得到的比哥哥姐姐們都要多，他們如今的努力與成功於我的未來更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操心弟弟妹妹不聽話之類的事情也不可能在我身上發生。
於是，無論是在哪裏，我好像都能像現在一樣生活著，作為一個“偽本地人”在公眾場合代表著那個城市，作為一個“偽本地人”默默地為那個城市經濟增長作貢獻。若是考去了北京，我便是個“偽北京人”；若是學校在上海，我便是個“偽上海佬”；若是在四川，我便是個“偽四川妹子”……我會在那個地方作一段時間的停留，然後帶著經曆和夢想奔向下一個停留地。
於是，廣州至於我，縱然有千千萬萬的意義，但最後也隻是一個戶口所在地。
責任編輯朱繼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