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偏好的轉變正在改變製造商的觀念。比如，汽車生產商正在從單純的銷售汽車向出租汽車拓展。例如，作為傳統的汽車製造商，德國戴姆勒（奔馳）集團已於2009年開始探索汽車租賃的共享經濟模式，並成立了全資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務集團，作為奔馳smart車型的汽車共享平台，這一平台目前已經形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共享品牌car2go。根據裏夫金的研究，“汽車共享的成本隻是私家車成本的20%，卻可以使總體福利水平最大化。盡管這樣一來汽車的產量和銷量有可能減少80%，但依然非常值得推廣”，而汽車製造商“之所以對從私家車向協同共享汽車的轉變抱以如此大的熱情和支持，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服務會使行駛在公路上的汽車數量急劇減少”。除此之外，考慮到中國大城市限號限行等造成的汽車所有權“打折”，未來中國汽車租賃對汽車購買造成的顛覆影響可能更大。
“自由人”的聯合：共享經濟意義深遠
除了對傳統企業模式造成“破壞式創新”之外，共享經濟對社會還有多方麵的影響，以致大家對共享經濟還褒貶不一。那麼，共享經濟對社會的正麵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麵？共享經濟在高度機械化、紀律化、標準化的社會化大生產之外，給了供求雙方更自由選擇、更自由供給、更個性定製的可能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共享經濟具有了“自由人”的聯合意味。共享經濟這種“自由人”的聯合形式，有助於供求雙方跨越信用缺失障礙，更自由地達成交易；共享經濟使得個人更自由地進入或退出社會生產，有助於緩解人的“異化”問題；有助於推動不合理製度的優化，推動經濟更自由的發展。
共享經濟有利於解決信用缺失問題，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共享經濟是高度依賴信用的經濟模式，沒有信用，難以想象一個消費者會放心地去乘坐陌生人的車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裏。從博弈的角度來看，一次性博弈難以淘汰信用缺失的玩家，隻有無限重複博弈才能暴露每個參與者的信用度，進而激勵整體信用水平的提升。在雲大物移的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這種理想的重複博弈方式難以實現，而雲大物移技術使得每一個普通消費者（供給者）可以便捷低廉地觀察到潛在供給者（需求者）的信用度，從而做出理性的抉擇。雲大物移技術使得每一個作為互聯網節點的個人時刻處於無限重複博弈的交易環境下，珍惜並提高自己的信用度成為理性抉擇，最終導致一次博弈下互相不誠信的“囚徒困境”被打破。共享經濟這種“提高誠信、有利自己”的正向激勵特點，將會通過在個體之間重建、新建信用關係，逐步在全社會形成信用意識，不斷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水平，平滑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經濟摩擦，最終促進市場經濟運行效率的提升。
共享經濟可緩解人的“異化”問題，促進經濟和諧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在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人的異化問題。流水線上高度緊張、機械的作業方式，讓人“異化”為工具，引發了“富士康跳樓”等社會問題。“隻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相比於正規就業而言，共享經濟在閑置時間使用閑置資源賺些“閑錢”的特點，讓從業者比較自由地進入或退出社會生產過程，因個人對社會的依賴而導致的強製勞動和被迫勞動問題也隨之緩解。共享經濟增加了普通人的發言權，增強了勞動者對個人生活的掌控度與自由度，更符合經濟發展提高人的幸福感這一本質目的，有利於促進經濟和諧發展。
共享經濟有利於推動製度改革，釋放經濟自由發展的活力。作為一種強製性力量，即便是不合理的製度也難以及時轉變或撤銷，將會嚴重抑製經濟活力。以出租車行業為例，出於確保服務質量、緩解交通擁堵的考慮，出租車實行特許經營製度，但是巨大的尋租空間導致了一線司機與出租車公司之間的矛盾。抗議高額份子錢的罷工事件時有發生，並衍生了規模龐大、混亂經營的“黑車”市場。由於製度高度固化，即便有這些嚴重的問題，特許經營製度卻難以看到改變的趨勢。以滴滴打車、嘀嗒拚車、Uber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正在迅速改變這種局麵，混亂經營的“黑車”市場在互聯網的重組下開始自發的規範化發展，雲大物移技術在疏解交通擁堵、提高服務質量方麵展現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巨大能量，對出租車特許經營製度正在構成最沉重的打擊，有可能促進這一製度的優化，釋放出租車行業的巨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