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稿醞釀於1996年，但真正動筆撰寫則是1997年4月底和出版社簽訂協議之後。雖然隻是一本十幾萬字的小冊子，但我仍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於1998年底才完成。
在撰寫本書的一年多中，我的腦海中常常浮現出許許多多的想法，可以說都與1997年密切相關。
199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我國行使了對香港的主權。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正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當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占租界港灣之時，其探險家、考察家也接踵而來，將包括敦煌在內的許多中國古跡文物盜劫而去。每想到此，我的內心都在流血，因為我一直堅信：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本書寫作之時，正是香港回歸之日，看到我們的祖國日益繁榮富強，我更想真實地記錄那一段悲傷的曆史，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那痛苦的災難。“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1997年還是一個春天。這一年的2月，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是中國高考製度改革的先行者和決策人，沒有鄧小平頂著壓力的大膽改革，也就沒有我的今天。當小平同誌逝世後，我年僅10歲的兒子在寫懷念作文時曾這樣寫道：“沒有敬愛的鄧小平爺爺，就不會有我國的高考製度改革，我的爸爸、媽媽就不會考上學，也就不會結婚，也就沒有我和我們全家。”童言雖然稚嫩，但又何嚐不是真實情感的表達呢？
1997年，由於一個機緣，我作為著名敦煌吐魯番學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家朱雷先生的訪問學者，赴武漢大學訪學、研究，朱先生的人品、學問使我非常敬佩，雖然當時我還不能算是朱雷師的入室弟子，但能跟隨朱雷師學習，常常耳提麵命，仍然使我激動不已。再加上武漢大學豐富的圖書資料，擴大了我的閱讀範圍，從而給本書的寫作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也就是在這一年的10月底，我正式向朱先生提出想報考先生的博士生，朱先生欣然接受，從此我就一邊複習功課，一邊撰寫本書。到了1998年9月，當本書初稿完成後，我便正式作為朱雷師的入室弟子，赴武漢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了，從而也了卻了我的一個心願。
1997年，也是我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這一年，西北師範大學新建成了六幢安居工程住宅樓，我作為其中的一員入居，立即將最大的一間布置成書房，並製作了六個大書櫃，一個大寫字台，實現了我夢寐以求的夢想；1997年，我被學校推薦、被甘肅省教委評為省屬高校跨世紀學科帶頭人，獎勵了一台計算機，從而改變了我的科研和學習條件；1997年我還被甘肅省委、甘肅省政府評為優秀教師，頒發了“園丁獎”證書，這是對我多年教學、科研工作的肯定和鼓勵；1997年，由於各種機遇的組合，我獲得了研究員職稱，從而成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領域最年輕的正高職專家。
這許多成績的取得，除了自己的努力外，還與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各級領導，各位老師和同事、同學、朋友的關心、幫助分不開，這許許多多的條件、機遇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真可謂“時也、運也、命也”！
能夠有今天的我，更要感謝一直支持我從事科研工作的妻子—一張曉瑩女士，結婚十幾年來，她承擔了幾乎所有的家務，還要照顧年幼的兒子，孝敬公婆和父母，默默無聞，用瘦弱的身軀支撐著這個家。可以說，沒有她的奉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因此，每當我在工作上取得一點點成績時，就會從內心感激我的妻子，真正是“軍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另外，我那頑皮可愛的兒子，雖然年幼，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煩惱，但同時又給我們帶來了無窮的歡樂，給小家庭增添了許多樂趣和話題，也促使我更加努力，不停地攀登！
本書的最後完成，得到了西北師範大學“科技創新工程項目”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謝。
劉進寶
200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