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blo Burriel（2010）以西班牙的實體經濟為建模依據，將西班牙經濟建模成一個開放環境下的DSGE模型（稱之為MEDEA），旨在利用此模型描述西班牙的經濟特色，並以這些特色為出發點來分析政府政策的製定，進行反事實分析和預測。MEDEA的模型架構參考的是新凱恩斯模型，同時將Christiano（2005）和Smets and Wouters（2003）中的名義剛性引入進來。模型中經濟的開放性表現在進出口部門的存在和不完全傳遞機製，以及代理人借貸國外金融資產的能力上。此模型不同於其他DSGE的地方主要有三處：第一，MEDEA模型通過設定中立性技術增長、特定的投資技術增長和人口增長來保證模型的隨機增長性。這一舉措對於刻畫西班牙過去十年間出現的低產出增長率和高移民增長率這兩大經濟現象十分有效。第二，通過引入資本收入稅、勞動收入稅和消費稅這三項稅目，將政府的財政政策也考慮進模型中，這是許多DSGE模型經常忽略的。第三，模型在求解過程中運用了更高階的近似，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模型解的信息。
2、金融加速器
Bernanke和Gertler（1989）對傳統的RBC模型進行了修改，一是將企業家的投資技術賦予了新的特點，即認為擁有和管理物質資本的企業家與借款給這些企業家的金融中介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二是由於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就出現了“昂貴的狀態確認”問題，即金融中介為了觀察到借款者的經營狀況需要付出一定的監督成本。結果發現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利率的上升，而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企業的外部融資活動受到很大的約束，導致外部融資成本上升，進而抑製了其投資數量和投資規模。在中小型企業比較容易發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下，企業和金融中介間的借貸款、企業的投資數量以及收入水平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Bernanke、Gertler和Gilchrist（1999）較Bernanke和Gertler（1989）更加成熟，更加健全。它不僅將“外部融資溢價”與企業淨資產之間的相互作用機製包含進來，還添加了三個用於增強實證相關性的特色方麵：第一，文章將貨幣和廠商的商品價格粘性合並起來，來研究信貸市場中的金融摩擦對製定的貨幣政策的影響機製；第二，允許投資滯後，來產生駝峰狀的產出特性以及資產價格與投資間的動態關聯性。第三，允許企業的差異化存在，來反映不同的借款者在進入資本市場時的獨特性。結果發現金融市場的不完備確實對經濟波動具有較大的放大和傳播作用，並提出了一個有彈性的通貨膨脹目標政策。
Christiano，Motto和Rostagno（2009）將BGG模型和CEE模型進行了融合，建立了一個兼具兩個經典模型特點的DSGE模型，模型重點強調企業麵臨的“風險衝擊”（即異質性衝擊）和一個重要的新的名義剛性（即名義貸款合同）。該模型較BGG模型更加豐富的一點是，它將CEE中的內生貨幣引入到模型中，並添加了一些不同的新衝擊，如銀行超額準備金的需求衝擊和家庭對於銀行不同類型的負債的衝擊等等。
Fuentes-albero（2012）利用帶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通過評估金融衝擊、技術增長和金融係統的變更這三個方麵在美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對美國在戰後大緩和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了評估。文章針對研究目的進行了模型設計：首先建立了一個僅帶有兩個技術衝擊的簡單的RBC模型，利用帶有技術衝擊的統計模型分析大緩和時期的經濟周期特點。然後，通過構造帶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來解釋金融加速器在經濟大緩和時期的重要性。特別地，文章在利用貝葉斯方法進行模型估計時，為了解釋數據在不同時期的突變，而將衝擊波動、貨幣政策係數和金融加速器機製的平均作用力度都設置成結構突變類型。研究發現：金融衝擊不僅是金融企業資產負債表中變量變化的主要推手，而且它們也已經變成為大緩和時期影響投資波動的關鍵所在，而技術衝擊緊隨其後，排在第二的位置。
3、勞動市場
Andolfatto（1996）將標準偏好（消費和閑暇的凹形效用）和勞動市場摩擦添加到標準的RBC模型中，開創了研究不完備勞動市場的先河。文章有幾個特色之處：第一，允許資本累計；第二，同時具有勞動的粗放邊際（通過雇傭工資體現）和集約邊際（通過調整勞動時間體現）。文章主要通過模擬的方法研究產出衝擊的動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