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常老調蘭州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1962年藝術學院撤消，常老又擔任甘肅省文聯主席，但仍然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因為要兼顧兩地，他在敦煌的時間就相對少了，但隻要他在敦煌，他總要上洞子查看保護情況，58年秋試驗性加固工程還在施工，他一回來馬上就到工地查看情況。1963年到1966年進行大規模的石窟加固，對工程設計方案的現場討論，幾乎他都在場參加討論。幾年之間加固工程共投入上百萬元，這在當時是一筆較大的經費了，但常老從沒有借機挪用一點，改善一點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70年代有人問我：“你說常所長名氣那麼大，為什麼二三十年研究所就沒有修一點像樣的房子，這一點我比較清楚，當時國家經濟比較困難，五六十代除了正常經費和石窟維修經費之外，基本上沒有多少基建費，石窟維修經費常老從來不挪作他用。還從業務經費中節約一些錢修了一些業務用房，但都是因地製宜的土坯建築，這些房子現在逐漸都拆掉了，而他的住房（寺院的老房子）一直維持了幾十年，現在還是老樣子。現在我們看見常老的故居，對常老艱苦奮鬥的一生不能不由衷的感到敬仰和懷念，
上麵談的隻不過是常老在石窟保護方麵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些工作雖然簡單，如壁畫的邊沿加固，做得很及時，保證了壁畫的安全，是一些基本和基礎的工作。在石窟保護工作中一些原則是當時定下來的，非常重要，這裏我著重說說：不管是敦煌藝術研究所還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壁畫臨摹都是當時的重點業務，製作畫稿是臨摹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聽說張大千四十年代初在敦煌臨摹壁畫，就是在壁畫上直接印摹畫稿，當時缺少透明紙，就用普通紙塗上煤油使其透明，然後覆蓋在壁畫上印摹畫稿。用這種方法印摹畫稿可能使壁畫受到損失。常老創辦研究所以後，擯棄這種不好的臨摹方法，改為素描起稿，以後又發展為幻燈放稿。至今成為研究院美術工作長期遵循的準則。
在洞窟內進行各種修繕活動中，不能修改壁畫和塑像，要保持文物的原狀，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修舊如舊”的原則，但實際是這樣做的。我們從沒有對壁畫塑像進行過畫蛇添足的修補工作，對古代壁畫進行修補改畫中外不乏這種例子，文藝複興時期達芳奇“最後的晚餐”曆史上就做過多次補畫，莫高窟曆史上也不斷的對壁畫塗抹重畫，這一點看似簡單，實際上正反映了常老對待文物認識的高水平，也是我們長期石窟保護的工作準則。1987年在莫高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過程中，聯合國教科文派來莫高窟考察的專家，對莫高窟保存這麼多珍品近幾十年的保護工作中竟沒有做過修補，他們感到十分驚奇。這些重要的原則也是在常老領導期間確立的，成為我們長期共同遵守的準則。
從以上事例在在說明常老深愛著莫高窟，深愛著祖國的文化，深愛著他的祖國。他為我們樹立了楷模，讓我們踏著常老的腳跡，跟隨著他開創的敦煌事業，堅定的走下去，使敦煌更加發揚光大。
注：鄧拓先生為常書鴻先生的題詞：“危崖千窟對流送，廿載辛勞萬裏家，發蘊鉤沉搜劫燼，長將心力護春華”
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暨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稿
原載於《2004年敦煌石窟國際學術討論文集》
附 記
在敦煌從事石窟保護四十多年，應該有一些成果。可是，在我中青年精力正旺盛的年代，我走的卻是十分坎坷的道路。所幸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雖然已經到了晚年，仍力爭做了點工作，但也算不上什麼成績。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大都是退休以後寫的東西，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經曆，籍此對一生在莫高窟從事石窟保護有個交待，僅此而已！
這本小冊子能夠出版，有賴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李最雄副院長及王旭東副院長的支持，《敦煌研究》編輯部諸先生的幫助。近年來我以多病之身，文章及圖版搜集整理、插圖的繪製全由我女兒孫毅華的努力，一並在此致謝！
孫儒僩2007年元月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