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淩晨四點零一分，日光燈把房間照得慘白，我迷迷糊糊感覺自己好像在太陽底下，從小我喜歡開燈睡覺，黑暗總是讓我無法入睡，當然父母總是要把我的燈關掉，如今出來工作，我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開燈睡覺了。
我感覺肚子有點餓，我記得桌子的抽屜裏有一包切片麵包，於是我爬起床，我來到桌前，抽屜裏麵空蕩蕩什麼都沒有，或許是什麼時候吃光了，我歎一口氣，想開窗呼吸一下夜晚的空氣。
可是我無法移動我的腳步，那個小窗口的右下角，一雙藏青色的大眼睛看著我，注視著我，眼神中滿是嘲笑，它慢慢地移動，看樣子想要進入房間，它的臉終於完全出現在我的視線，沒有下巴，血肉模糊。
我的胃部翻江倒海，卻什麼也吐不出來。我當然知道這隻是夢，就看什麼時候可以從夢中醒來。我緊緊閉上雙眼，卻聽到尖銳的笑聲在腦袋中回蕩。
我從枕頭底下掏出匕首，可是無論如何示威，那雙恐怖的大眼睛都無動於衷。
我又開始幹嘔，真想立刻從夢中醒來，我操起匕首插入右側脖頸。
沒有醒來，出乎意料，在我彌留之際，隔壁小張在窗外哭喊，“大哥呀，這隻是一個僵屍玩具啊！”
攝像恐懼症
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自然經過了深思熟慮，權衡再三，我認定唯有離開，才能得到解脫。
你們知道的，我從小接受體操訓練，教練和師兄師姐們都很看好我，大家都認為我是有天賦的體操運動員特別是女子花式，我國在這個項目很需要人，大家認為我對這個項目有與生俱來的獨特感覺，所以對我寄予厚望。
可是十歲時我第一次參加比賽，當我看到那麼多攝像機，當他們每人肩膀上扛著大炮一樣黑洞洞的攝像機把我包圍，我當時就暈過去了，從此我不能再參加比賽，我也十分痛苦，我當然也不希望那樣，你們不應該責怪我，因為當我站在台上，當我知道有無數攝像機瞄準著我，我就全身失去了力量。
教練很失望，大家都很失望，沒有人願意理解我，都怪我心理素質太差，或許的確如同你們所說的，是心理素質的問題，總之無論如何我隻能退出體操隊了。
我想我隻要不參加什麼表演性活動，便可以平安無事，我和大家一起上學，一直到了十八歲那天。
那天我終於明白，什麼都沒有變化，我在一個電線杆上看到了上百個攝像頭，它們全都是黑色的，如同一群甲蟲，它們輪流發出白色的閃光燈，密密麻麻爬滿了那個電線杆，我當時就暈過去了，是的，我在醫院見到了你們，我當時就說了暈倒的原因，我眼前還抹不掉那根惡心的電線杆。
你們說這樣的電線杆很少見，後來問清楚，那是附近一家攝像頭公司在那邊做測試，可是從此我走在路上，便心驚膽戰。一來，我擔心還會碰上攝像頭公司做測試，二來，幾乎所有的電線杆上，其實都安裝著一個攝像頭。
常常有男生從我身邊經過時，還會掏出手機拍一張照，有的會把攝像聲音去掉，有的時分猖狂地就在我身邊發出“哢擦”聲。
我越來越無力，眼冒金星，這個世界，沒有我的容身之處，到處都是攝像頭，電梯裏麵也有，每個房間門口還安裝一個，教室裏麵也是，考試的時候，那個攝像頭還會左右擺動，活像一個眼鏡蛇的腦袋，我根本沒有辦法考試，我隻能退學。
最後我隻能躲在家裏，我丟掉了媽媽電腦旁邊的攝像頭，我把筆記本電腦上的攝像孔用黑膠布黏上，把手機丟進垃圾桶，我這才感覺到安心。
可惜的是你們不理解我，媽媽大發雷霆，她說她要讓她的網友看到她，你們堅持要求我出去外麵接受新鮮的空氣，那哪裏是什麼新鮮空氣，一片渾濁，惡心的世界。
你們要求我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又是催眠又是婆婆媽媽，完全沒有效果。
我自己當然也嚐試心理調節，我告訴自己，那些攝像頭不是甲蟲，不是大炮，不是眼鏡蛇，它們隻是攝像頭，別人想通過那個機器看到你，記錄你，可是我想到自己的樣子要在別人的機器上留下來，我就覺得恐怖，一旦被拍下來，我就完全不能把控自己，我在體操隊的時候，看見過一個師兄拿著女明星的照片手淫，這就是照片的禍害，照片出賣了我作為人的本質，我被無限地複製，因為照片，世界上出現了許多的我，那我存在的意義就受到了削減，就像一杯可樂被水龍頭殘暴地兌水，可樂不會再有氣泡，我也是。
這是遺書，我已經無法忍受。
我看到這個遺書，是在一個門戶網站的新聞首頁，現幹脆將新聞一起黏貼在這裏。
2014年7月30日下午，一名女子在萬花公寓墜樓，據目擊者描述，女子出現在十五層陽台欄杆上，身穿紫色睡衣，此女子在欄杆上站了一分鍾左右，從欄杆上跳下（觀看視頻請點擊這裏）。據調查，此女子六歲進入體操隊，十歲退役，死時年僅十九歲（查看照片請點擊這裏），警方已經確定是自殺，從遺書上看，自殺原因是對攝像頭的恐懼，十歲時從體操隊退役，也是因為害怕攝像頭，她無法接受攝像頭記錄下她的身影（閱讀遺書請點擊這裏）。
心理專家稱此為“攝像恐懼症”。
責任編輯 石華鵬
作者簡介：吳可彥，男，生於1990年9月，福建漳浦人，2014年7月畢業於長春大學特教學院。出版長篇小說《星期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