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遭遇
4月26日星期六晚上11點23分，一位身著深灰色製服，戴著一副無框眼鏡的小個子男人走進聖弗朗西斯科司法廳內的偵緝隊辦公室。他坦白自己是謀害海灣區三名家庭主婦的凶手。這三名主婦的屍體是當日下午和晚上相繼被人發現的。
第一個跟他談話的檢察官格倫·勞克斯頓認為，他可能是個怪僻的人。大城市裏發生的重大凶殺案往往都涉及一些怪人和精神病人。他們坦白自己的罪行或是為了得到公眾對他們的承認；或是為了得到懲罰；或是由於其他某些原因。這些原因在法醫的精神病案例書中都能找到。但勞克斯頓無法斷定眼前這位屬於哪種情況。他把他交給自己的同事丹·托拜厄斯，然後進屋向他的上司傑克·謝菲爾德中尉彙報。
“傑克，外麵來了個人，說他是今天遇害的三名婦女的凶手。他也許是個怪僻的人，也許不是。”
謝菲爾德的桌子上放著一台便攜式打字機，他正在給總部打一份報告。聽到這，他轉身問道：“他是自己進來的嗎？”
勞克斯頓點點頭：“進來不到三分鍾。”
“叫什麼名宇？”
“他說他叫安德魯·弗蘭岑。”
“他交代了些什麼？”
“到目前為止，隻說害死了那三個人。”勞克斯頓說，“我沒有逼供，他對所發生的一切表現得十分平靜。”
謝菲爾德說：“好吧，在古怪人物的檔案中查一下他的名字，然後帶他到審訊室，等我看完報告後再一起審問他。”
“需要找個速記員嗎？”
“這個主意不錯。”
“我這就去辦。”勞克斯頓說著走出房間。
謝菲爾德疲倦地揉了揉臉。他年近五十，雖不算胖，卻十分健壯；長了一頭濃密的灰發和一個鷹鉤鼻，一雙褐色的眼睛仿佛可以洞察一切，而且常常閃爍著警惕的目光。他身著樸素的藍色製服，襯衫的領口敞開著，下午四點巡視時戴的領帶此刻已放進辦公桌最下麵的抽屜裏。這個領帶還是他妻子送的，上麵有許多熒光閃閃的圓環。
他把一個裝有三名被害婦女最初調查情況的文件夾打開，裏麵大部分是海灣區有關警察力量的電話記錄；另有一份出自當地研究室的初始報告；一份警察局傳真複印件。這份傳真是在發現第一具屍體後他下發到全州的，而這份傳真引起了另兩處警察局的警惕，從而發現了另外兩處的兩具屍體。還有一份有關聖弗朗西斯科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死者的檢察官報告，上有勞克斯頓的簽名。最後一條信息送來還不到半小時，基本情況仍記得，但他是一名嚴謹細致的警察，喜歡將所有的細節全裝在自己的腦子裏。
第一名死者叫珍妮特·弗蘭德斯，是一個鄰居於當日下午四點十五分在她自己的小套房內發現的，房間位於金門公園附近的第39大街。她因頭部遭不明鈍器連擊而身亡。
第二名死者叫維拉·戈登，屍體是一位鄰居於下午將近五點時在她的白色小屋裏發現的。小屋位於聖弗朗西斯科南部，屋內幹淨整潔。死因：頭部遭不明鈍器連擊。
第三名死者叫伊萊恩·鄧希爾，是在六點三十七分被一位進去還書的熟人發現的。鄧希爾夫人住在聖弗蘭西斯科北部蘇薩利多港一間簡陋的木匠裏，木屋坐落在樹木茂盛的山腰上。她也是頭部遭不明鈍器連擊喪命。
這些謀殺案既無任何證人，也無明顯線索。要不是因為這三個女人遇害的日期和方式完全相同，從表麵看它們似乎也沒有任何聯係。就表麵相似性而言，還有下列相關因素將這三起謀殺案聯係起來：
第一條，三個女人的年齡均在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屬於金發碧眼豐滿型。
第二條，三個都是在加利福尼亞州長大的孤兒，無親無故，都是最近六年才從中西部不同地區來到聖弗朗西斯科海灣區的。
第三條，三人都嫁與了在外跑銷售的銷售員為妻。她們的丈夫每月隻在家中作短暫的停留，而且據調查員從她們的鄰居和朋友那裏了解的情況，她們的丈夫現在都出門在外。
謝菲爾德一邊研究文件夾中的報告，一邊考慮著凶手作案模式。大多數案子都有作案模式，此案也不例外，隻要將特有的作案模式的細節拚湊在一起，就可找到正確答案。然而，本案中的細節放在一起似乎又缺乏邏輯性，除非認為殺害她們的凶手是個精神變態者，由於某種原因，專殺30歲左右，金發碧眼，曾是孤兒後嫁與銷售員為妻的女人。
謝菲爾德知道，這正是新聞媒體的觀點。因為，帶有這種觀點的報道可以擴大報紙銷售量，吸引更多的聽眾和觀眾。九點左右，出去吃晚飯時，在街對麵的一家咖啡店裏，他聽到電台的新聞廣播正在談論此案，並分析在海灣區可能會發現更多的家庭主婦的屍體，並建議所有丈夫不在家的婦女應緊閉門戶，呆在家中。播音員多次將這三起謀殺事件稱為“短棒殺人案”。
謝菲爾德一直保持著清醒而敏捷的頭腦，這也是實際的需要。他接手的案子是他值班期間，在聖弗朗西斯科發現的第一具屍體，所以他掌有調查本案的司法權。另外兩個相關城市的警察一直與他保持密切聯係。如果在尚未查清全部事實之前，過早地作出不成熟的推測，就會顯得他太愚蠢，而他絕不是個愚蠢的人。不管凶手是不是精神變態者，本案都會有大量艱苦的工作要做。